对于解放老干部，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
     “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此时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同志的“八一四”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而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当然，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邓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邓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3年多时光的江西南昌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
     自2月下旬起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然而，最终的结果是，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戒。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同年3月下旬，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随即，邓小平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同毛泽东见面。
    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2人同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即本文开篇所描述的一幕。
    之后，邓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之职。
     5月下旬，邓小平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1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同年8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十大后，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是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第一次考虑由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的问题。
    12月中旬，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1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毛泽东还当场送给邓小平8个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12月22日，病势沉重而心情轻松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的全文：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撑了整整8年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下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