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50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8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
     “九一三”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五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创伤”做某些“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国务院原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1个好人”，“是1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1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
     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1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这里，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直接将邓小平划到了林彪一伙的对立面，实际上等于说，邓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些老人”之列。
    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其中写道：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在当时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随后，中央又批准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让其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这一年8月中旬，毛泽东作出了前面提到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至关重要的批语。照常理说，邓小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时，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的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逆转。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之前，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但是，从7月中、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教、科技界之后，便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不仅是因为这些单位和部门从“文革”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并长期为江青等人所严密控制；同时也是由于生产“精神食粮”工作者的特性，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难度。对于经历了数年动乱之苦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思想认识上的顾虑和障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例如，1971年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便如同两副巨大的精神枷锁，令广大教师透不过气来。
     为此，1972年7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的周培源直接上书周恩来，向中央反映了该校教师中的各种思想状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8月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提出：各单位都要好好批透极“左”思潮；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认识不清楚，就还会犯错误。
     随即，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从教育、科技、宣传等部门入手，具体帮助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力排干扰，扫除障碍，推动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深入。
     周恩来坚决要求批判和肃清各个领域、各个单位极“左”思潮的举动，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一伙人的极大恐慌和不安。
    同年9月，姚文元居心叵测地一连几次删去由周恩来审定的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
     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的批极“左”的文章横加指责，无限上纲，称之为“一股修正主义的回潮”。
     11月底，在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上，江青、张春桥又再次对“批判极左思潮”发出诘难，竟挥笔质问周恩来：“批林(彪)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云云。实际上是挑明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即：批极“左”不是维护“文化大革命”，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12月中旬，正当周恩来与江青一伙之间在批极“左”问题上斗争相持不下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出面对“争论”作出最后裁定，指出：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判林彪应批其极右实质。
    至此，周恩来领导的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便被迫中断。
     从事情的内在联系上看，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复出”一事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如前所述，对周恩来来说，“解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广大老干部，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是他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方面之一；而邓小平的复出，无疑将对这场斗争产生极为有利的巨大影响。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名声的事情，都必须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想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悄悄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却迟迟不见“下文”。似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4个月之后，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一九七二·十二·十八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及毛泽东于“昨晚”(即12月17日)谈及谭震林——这位1967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同时，又着意提到邓小平。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昨晚”的谈话中未必提及邓的问题；而周恩来信中却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4个月前他对邓小平来信作的长近200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考虑”邓小平的问题，正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正是从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时候开始，“批判极‘左’思潮”的字眼从他本人的口头上和文字上消逝了。但是，周恩来却在思想上、在行动上继续坚持肃清极“左”路线流毒的工作。解除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审查和囚禁，治疗他们的疾病，恢复他们的健康，已成为这一时期周恩来工作的重心。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革”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出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先后复出、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