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针对敌人的蚕食步骤，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办法。在敌人准备蚕食的阶段，发动群众，开展反奸细斗争，杜绝暗“维持”。在敌人蚕食阴谋已实现的第二阶段，以武装斗争为主，乘敌立足未稳给以有效打击，阻挠敌建立据点，肃清敌伪组织，镇压汉奸，发动群众反“维持”。在敌已达到蚕食目的的第三阶段，则转变斗争方式，深入秘密工作，积蓄力量，待机恢复，打击敌之出扰部队和深入根据地的点线，停止敌之继续扩张。
     《指示》强调，在反蚕食斗争中，要以坚强的武装为核心，坚持武装斗争，坚守阵地。为此，决定各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的正规军，以1／3或1／2的力量，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活动，发挥武装工作队在反蚕食斗争中的作用，加强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小组的建设。
    在晋西北，一二○师政委关向应仔细研究了这一指示后说：“华北军分会反蚕食斗争的指示，不啻是一剂起死回生的对症药。”
     北方局和华北军分会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是敌人蚕食政策的克星，对扭转敌后根据地退缩局面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被习惯地称为“五四指示”。1943年1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的报告中，谈到敌后困难时期的斗争时说：“特别是中共北方局野战军政治部提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1942年5月以前，根据地始终是退缩的，5月以后，则完全改观。”
     令人痛心千古的是，左权没有能够看到“五四指示”开花结果。同一个5月最后几日的反“扫荡”作战，使“五四指示”成为他为保卫根据地做出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
    1942年，在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打破敌人蚕食中，武装工作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1941年11月北方局会议上，彭德怀在报告中曾提出八路军和游击队应有计划地到敌占区去组织秘密武装的设想。这一设想在他的心中尚未形成具体的方案。他极力要寻找一种方式来实现这一设想。
    很快地，他从各地的经验中找到了答案：
    冀中区报告说，有的侦察员依靠群众的掩护，可以在敌人警戒森严的保定城内一住就是好几天。
    386旅旅长陈赓告诉他，该旅有一个连，在太谷敌占区活动了很久，从刺探情报到破坏交通等，搞了很多名堂。
     冀南有一批干部到北方局来学习，彭德怀问他们：“敌人封锁那么严，你们是怎么跑来的？”干部回答：“是从‘维持村’过来的，在那些村子里，还可以召开抗日会哩！”
     晋察冀军区报告说，1941年夏，军区曾组织过一种宣传队，在武装队的掩护下，深入敌占优势的地方开展政治攻势，名为武装宣传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42年1月，彭德怀向各军区、军分区提出组织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活动的建议。2月，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下达了关于组织武装工作队的指示，规定每个军分区(旅)要组织一个到两个30人至50人的武装工作队，队长和政委由政治上强、又懂得军事、相当于地委或县委书记的干部担任，另配以知识分子及懂日文日语的干部。工作队经过训练，越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敌占区或敌人的格子网内，发动群众起来开展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的对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