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罗帅为什么会给自己制订了好几个“五年计划”？是不是肾病促使他制订这些计划的？这些计划的内容是什么？
     罗东进：父亲到新四军去看病的时候，医生罗生特就给他讲了，说你这个病比较严重，现在很难确诊，也很难治愈。当时没有什么药品，只能给他用一些一般的消炎药。也就是保守的一些疗法，所以他感觉到自己的病非常重。因此有一次私下里他就跟母亲讲，说咱们制订个五年计划吧，我争取再活五年，把日本鬼子打败，那时候我就安心了。
     一直到抗战胜利的时候他还活着，他很高兴。又私下跟母亲说咱们再制订个五年计划，建设新中国吧！解放战争以后，他又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建国后的军队领导工作，后来他讲他订了好几个五年计划。
     记者：从1942年起，罗帅的肾病就比较严重了，但他总是坚持在一线。我听说抗战大反攻的时候，罗帅正好因为肾病加剧躺在病榻上指挥战斗，有一次前线吃紧，他要亲临战场指挥，您母亲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拦着不让去，听说几乎从来不发脾气的罗帅也大发雷霆？
    罗东进：这是我看到他们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架，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吵架。
     当时山东整个形势实行一元化领导后发展很快，而且解放区连成一片，但是剩下一个临沂正好在几个解放区的结合部，不把它拿下来，山东整个形势就会有诸多问题，所以最后下决心要打下临沂。
     打临沂的时候，临沂有三支伪军部队，还有费县来了一个大队，还有临沂的保安队，一共有四千多人，大量的武器装备都在那里，所以这四千多伪军就固守。打临沂时因为有好多部队，不是一个建制的，所以互相之间的协调也有些问题。为了把临沂打下来，我父亲让山东军区的参谋处长李作鹏到前线去，指挥部队攻了好多次都攻不下。父亲感到山东的局势关键在临沂，临沂要拿下来了，解放区就连成一片了。他当时病得很重，又正在尿血，尿出来的尿，拿瓶子装着都是红的，就这样，他还要到前线去，他就叫警卫员赶快去备马，这警卫员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说找不着马夫。
    他说：“乱弹琴，你们搞什么名堂，你快去找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