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斯大林来说，新中国的建立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而正是在1950年1月，经艰难谈判，斯大林在莫斯科“被迫”接受了毛泽东、周恩来版本的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议定：中国将收回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这预示着，苏联远东舰队此后将不能自由使用位于中国的不冻港。
     于是，莫斯科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就应运而生了。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假设战争胜利，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而半岛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
     假设战争失利，苏联仍能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留在苏联的掌握之中了。
     斯大林变卦的关键点是：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要维持原有的中苏友好条约，但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并对苏联人拍了桌子后，斯大林感到苏联在东亚地区的部分利益行将失去，于是，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就成了斯大林的主要考量。
    金日成请求中国帮助而毛泽东是否了解和支持金日成武装统一朝鲜的计划?中国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立场是否与苏联相矛盾?
     早在1949年4月底，金日成就曾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了中国，并会见了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提出至少要等中国内战结束再说，且此事要与莫斯科商议。不过，出于种种考量，中方答应了朝鲜同志的一个要求，即允许四野三个师的朝鲜族官兵回国。
     1950年5月，金日成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决定秘密访问北京，以便向中国“通报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金日成还向斯大林表示他不需要中国的援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了满足”。
     5月13日，金日成飞抵北京，当晚便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但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给莫斯科的报告看，首次会谈并不顺利，以至毛泽东与金正日的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晚便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