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拳又一拳地砸在我的头上、腹部，和上次没有分别，我和上次一样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你欠我两条命！你欠着我两条命，你知道吗？”大个子的嘴里一直唠叨着这一句，每说一句就加上一分力气，往死里揍我。
     医院的门口他没能把我打死，很快有很多人上来把我们拉开，我的眼睛也红了，怎么也想不通，我在哪里得罪了他的朋友，我疯了似的希望找到一枝枪，我要把他打成筛子。
     后来我知道，那天夜里他和他的战友姚新名奉命上来掏洞子，清晨我看到的两个血源之一就是姚新名的。当时，姚新名就是最早碰响罐头盒的那个人，他被我盲目的扫射击中，救回团部就已经不行了，和班长一样，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姚新名和大个子是最好的朋友，曾经两次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大个子的命，有一次甚至还为大个子腹部中枪。所以才有大个子不顾一切的要在黎明时分将我生擒。大个子最初的那个耳光使我的左耳再也听不到任何的东西，我的军旅生涯就这么结束了。离开部队时，我带走了属于我的那点少得可怜的抚恤金。
     二级解放勋章我放在班长和战友们的墓碑前，连着用我的抚恤金买的红塔山烟和茅台酒？？那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我只是个准备好了做叛徒、杀死了自己战友的小丑。祭奠战友们的把天，阳光明媚，漫山遍野的墓碑金收眼底，一点阴风也没有，不悲不戚，只有悲壮。就好像他们的死一样，一句怨言也没有。 我没有忘记去看看姚新名，那个被我的子弹夺去生命的战士。他永远笑着长眠在远离家乡的公墓里，在照片里，他是那样的英俊和自信。我再也没有见过大个子和连长。听说大个子牺牲在收复老山的战斗中，连尸骨也没有留下，连句话也没有来得及留下。连长则在战争的最后时刻里（也就是一九八九年）触雷，他失去了两条腿和一只手，那时他已经是营长。他将永远在医院或者疗养院苟延残喘的活着，我没有敢去见他。
    又过了几年，边境重新开放了，那里的人们又象一个村子里的人一样朝发夕至，他们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情。 我带着我积攒的几万块钱回到了边境，做起了所谓的“跨国贸易”。
     在越南，我受到象国内对外商投资者一样的待遇，他们的县长陪同我吃饭、向我推荐可能的项目。那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则关于“战地女神”的故事：一位温柔美丽的女护士为了满足垂死伤员最后想喝水的要求，不惜冒死去汲水，结果被敌人的狙击手枪杀在水池旁边，为了抢回她圣洁的尸体，一共有十六位英勇的战士永远地留在了那个该死的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