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篡改历史 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14)

他们在京城的某个地方待下来,养精蓄锐,搜集着“1992年以来”(这是他们后来公开的一系列文章里特别爱使用的时间短语)危害国家安全的种种异端邪说和危险倾向。中国有个寓言,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的是失意者不要沮丧,得志者也不要张狂。这古老的智慧在今天正好给他们以鼓励。不错,他们失去了位置,失去了权力,但这正好可以让他们什么也不干,专门盯着那些干事的人。他们眼光天生敏锐,又有在政治角逐中化险为夷的丰富经验。过去五年里,他们就这样卧薪尝胆,苦苦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就如同一个优秀企业家总是能够在市场天地里找到制胜的先机一样。
“左派”这个称谓和它的实际含义,西方人是一定搞不明白的。因为在他们那里,“左派”都是坚持最激进的政治主张的一帮人,“右派”则趋向于保守主义。在中国,过去也是如此,可是最近20年,情形渐渐反过来,“左派”成了坚持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代名词。
1992年以后,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们跟政府携手合作的时候,“左”的人们却保持了距离。现在,世间已无邓小平,潜流涌到表面,形成新一轮纷争。公开的行动是由一个名叫冯宝兴的人引起的。1997年春天,他在最新一期《中流》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词锋犀利地质问《与总书记谈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本书是半年前出版的,数以万计看到它的人,都发现它的书名和它遭遇的“质问”一样给人悬念,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同江泽民总书记有过一番面对面的交谈。而实际上,作者只是在凭借江泽民的公开讲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出版者冠以“谈心”之名,也许想让总书记的思想看上去亲切可人,也许是在期望以此吸引更多的读者,当然也有可能具有商业方面的企图,所以如果有人说它名不副实甚至哗众取宠,都不算过分。不过,冯宝兴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政治的是非。他说此书“提出了一个不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必要条件的‘新社会主义观",是一个与党中央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中国人多少年来习惯于把对思想的批判转向对人的批判。令人奇怪的是冯宝兴放过了书的作者,而将攻击矛头转向序作者。“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同志作‘序",冯写道。他不能理解,“对这样一部包含有与党的一贯主张相对立的书,为什么会受到这位领导同志如此之高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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