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了这些，就会理解，为什么那时候北京人在私下都把它叫做“万言书”。在中国，一篇文章如果有了这个称谓，不仅因其篇幅浩大，而且更因它的内容以政治为要旨，有着上达天庭以影响国策的明显动机。比如1895年康有为率领各省在京会试的1300举人签名呈递光绪的“公车上书”、1954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和1959年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意见书”，都是属于这个性质的事件。可怜眼前这“万言书”虽以社会主义制度的扞卫者为己任，却只能以“手抄本”的方式，打印成册，借助“小道消息”的流传渠道散布于京城，又由京城传递出去。有意思的是那些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香港刊物，保守主义者一向视他们为魔鬼的，必欲去之而后快，现在却只有他们温情脉脉地伸过援助之手，让“万言书”有机会在香港刊行。这一发表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方式，在以往几十年里只有“右派分子”才使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国家的舆论工具，如果有什么见解，不是被拒绝发表，就是被“引蛇出洞”以“供批判用”，所以只好跑到境外去表达自己。现在这办法竟轮到“左”的人士使用，看来他们即便不是苟延残喘，至少也不再具有昔日的辉煌。
     尽管不能像前几年那样随心所欲地使用党的报纸，但却仍然战斗不息，这让人们再次感叹他们的顽强。邓小平不是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吗?现在，他们正是要证明他们的说法有根据。党的宣传部门一向对舆论方面的异常动态反应敏捷，还命令所有属下媒体“守土有责”，绝不允许不符合党的方针的言论出现在报端，但那都是对付“右派”言论的经验，至于眼前这些理论，尽管危言耸听，却对其听之任之。这让这些人得到鼓励，在后来的两年中，开动一切机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把他们的意见拿出来，一个接着一个。第一个前面已经提到；第二个叫做《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然后《当代思潮》杂志总编辑又发奋写了第三个，叫做《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还有第四个，就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人们把前前后后这些文章连贯起来一看，就说“这是四份‘万言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