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两年前的那个春天。那时候，加快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东西南北遥相呼应，一浪高过一浪，未肯低落。中国开始弹奏改革的新乐章。国家体改委新闻发言人冯并说：“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维突破已全面接近临界点。”这是来自政府的声音。经济学家也在急切地呼唤改革，有如吴敬琏所说，“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至于党的领导人，就更加情急心切。1995年5月下旬，江泽民视察东北三省并且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的报道说，江泽民此行为期12天，“详细了解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和遇到的各种问题”。其讲话的主旨，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坚定信心，正视困难，锲而不舍。从大局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的确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中国人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量。胆子大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是“山穷水尽”的感叹。
     然而所谓“新路”，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有如冯并所说之“临界点”，也即专家所说“资本制度”，或者叫做“财产制度”。这正是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难能深入的关键所在，其情势有如18年前的人民公社。那时候经济局面几近崩溃乃至民不聊生，令所有美好的梦想都黯然失色，意识形态净化运动也不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亿万公社社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向人民公社制度发起挑战，历五年“拉锯战”后，包产到户席卷全国，人民公社的历史也就以失败而告终。现在，同样的情形再一次发生，只不过，那一次是发生在乡下，这一次是发生在城里。从经济的局面来看，再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前后两次全都遭遇到国内保守主义者的顽强阻击。前一次他们说，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次换了一种说法，叫做私营经济“威胁国家安全”。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江山的最后一块净土，眼下那些盗用改革之名的人，居然连这也不放过，借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句流行语，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这些人并不了解国有企业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国有企业负债累累，十家之中倒有三四家亏损，不能维持正常运转。开动机器生产，产品卖不出去；不开动机器，工人连工资也领不到。借贷不还，欠税不缴，贪污和浪费更是数不胜数。假如社会主义的净土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它又怎么能够救中国呢?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愿意过问这些，他们一向精于审时度势，知道如果让改革的潮流冲进这最后的领地，他们的理论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