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将不能发动之卡车修整，携阵亡官兵尸体前往北平。次日该队及飞机复返该处，但所见者仅一平静之村落，仅有着灰军装扎裹腿之中国人死尸二具。《本报讯》，《大公报》，1946年8月1日，第2版。
     这时美国总统特使、负责在华调处国共关系的马歇尔将军，也马上和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谈了此事，并确定了不扩大事态和不公开就此事表态的应对原则。
     司徒雷登随后与蒋介石见面，双方就此事讨论了四十分钟。比较而言，司徒雷登更倾向于相信，中共军队此一行动或受命于延安，意图“引起舆论从而导致美国从该地撤出陆战队”。
     而马歇尔则怀疑，这可能是延安近来激烈的反美广播影响到了下边，造成下边的军官们对美国驻军的敌视态度，从而引发了此一攻击行动。参见《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电》，1946年8月7日，肯尼斯？雷等编，尤存等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页；《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录》，1946年8月1日，参见《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76页。
    不论二人的看法有怎样的不同，他们显然都认为这件事情的事实基本上是清楚的，即中共应当对此负责，并应作出相应的处置。
     因此，虽然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美方委员30日即要求派执行小组前往冲突地点进行调查，马歇尔却并不认为有兴师动众、另搞调查的必要。在美国方面看来，只要向美方参战人员弄清楚当日冲突的具体经过就可以了。
     马歇尔明确认为，美军的调查报告是公开的，四十多名官兵亲历此事，人人都可以被自由采访，造假是不可行的。动用军调部三方一起去调查，反而会因为国共对立而使问题复杂化。
     因为中共一定会认为国民党代表是站在美国代表方面，从而引发无休止的争吵。《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录》，1946年8月3日；《周恩来关于马歇尔对小组至安平事甚踌躇致叶、李并中央电》，1946年8月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275页注22甲。
     实际上，马歇尔还另有隐忧。自1945年12月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来到中国后，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成功地在1946年1月5日使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令，在1月10日基本上实现了关内和平。
    同时，他还成功推动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使国共两党及国内各党派代表得以齐聚一堂，达成了包括整军在内的五项和平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