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美国方面的指责，周恩来也有不同解读。他说：事件发生后，我方始终不能与我地方部队直接联系。美方得到了完整的报告，而且同他们的当事人见了面，“我除了延安广播的第一次报告以外，没有得到反映当地行动的报告，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形，苦得很”。
     我一直在催叶剑英直接派人去看，听司令官的报告，会见证人，不能随便作判断。不仅如此，事件发生后政府军正在进攻香河，安平也已经不在我们控制之下了，“客观上小组出发越晚对我们越不利，因为事件发生在安平的公路上，这地区属香河县，政府军正在进攻香河县，情况变化了以后，局势更要复杂，小组去了调查必更困难。因此，我都有电报催小组出发”。
     故他认为叶剑英的看法是合理的，即拖延小组出发的黑手是国民党代表。因为是他们不断地在小组会上和中共代表唱对台戏，一会儿反对中共代表的人选，一会儿反对到香河去听取中共方面的事件报告。《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纪要的节录》，1946年8月9日，参见《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86—587页。
    周恩来也表示了对美方代表态度的强烈不满，称：美方代表认为只要听美方报告，再找老百姓调查就够了，对此我“很愤慨”。
     “现在战争罪犯在日本国际法庭受审判，都还得听双方的报告，而且美国人可以给他们作辩护。秦德纯（时任国防部次长，在东京国际法庭作证——引者注）是原告，还得受被告质问。安平事件不能不听中共方面的报告就作出裁判……这等于缺席裁判。”
    “即使国、美认为事件一定是中共挑起的，没有国民党参加，也得听中共的报告。”
     中共代表要求先订调查程序：（1）听取美军陆战队代表的报告；（2）听取中共地方军事当局的报告；（3）听取国方地方当局的报告；（4）听取三方见证人的报告；（5）必要措施；（6）综合报告和结论。
     “我认为这个提议接受了我的指示，公正并先尊重美方的报告。”程序问题小组讨论四次不得解决，为此“羁延了四天，我们不能负责，也不能责备我们”。《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纪要的节录》，1946年8月12日，参见《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05—608页。
     经过马歇尔和周恩来的干预，军调部三人委员会几经会议，终于在8月7日同意了中共代表的意见，“成立一分组调查共方报告之香河冲突”《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郑介民上蒋主席报告军调部决派小组赴安平调查美军被袭事件电》，1946年8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205页。
     该分小组正式成立于8月9日，见成彩虹：《见证军事调处——记〈安平事件记录本〉》，《文物春秋》2000年第1期。。14日上午，三人委员会又基本上通过了第二十五小组及分组调查程序之协议。即：
     A询问及记录目睹之证人傅瑞慈（Freese）少校及丢克（IMDuke）君之证言，此二人系执行部人员而搭乘该美陆战队武装巡逻队护送之运输车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