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心生变，始于接收。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怀着大发胜利财的欲望来到台湾，不仅接收了占台湾全省企业90%的全部日产和70%以上的耕地，而且巧取豪夺，敲诈勒索，掠夺他人而中饱私囊。1946年4月3日，《新闻快报》刊登记者汪潴的评论《台湾人民为什么要哄走陈仪》。评论说：“接收人员到达台湾的时候，和在其他光复区的情形一样，一方面是混水摸鱼，豪强夺取；一方面是秦楼楚馆，花天酒地，这怎么不使台胞失望呢？”“他们到台湾的口号是‘实行三民主义’，没有好久这口号就变成了‘三民取利’了。”
     国民党不仅接收了日产，而且还以台湾没有高级行政人才为借口，接受了日本殖民统治机构的一班人马，一万多名日警日官和为数众多的台奸仍被奉为上宾，安置于警备、工矿企业和地方行政岗位上。“日本的技术专家和警务人员比起国人，他们受着特别优待”；当台湾人民为米价高涨、生活无着而犯愁的时候，日人则能享受配制的低价粮食。台湾舆论指出：“政府接管各级机关后，又用日警日官治台，实出台胞意料之外，令台胞痛心疾首。”
     在政治制度方面，国民党政府全盘接受了日本殖民主义的一套统治办法，并变本加厉地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收复台湾的当天，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组织大纲”，设立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特别行政建制，规定行政长官掌握军事、行政和司法大权。被授命为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的政学系亲日分子陈仪，集军事、行政、立法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同时，国民党又派遣大批特务赴台，迅速建立起遍布全岛的特务网，加强了对台胞的监视和迫害。“台人对长官公署呼之为新总督府”；更有人在大门上挂了一幅巨大的漫画：后门有一只丧家之犬垂头丧气地溜走，而前门有一头蠢猪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表现了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制度的强烈不满。
     在经济上，台湾当局继承了日本统治时代的专卖制度，成立了贸易局和专卖局，独揽内外贸易和烟酒专卖权，垄断了全岛的经济。“弄得事业停顿，货运不畅，形成经济的自我封锁。用这种固步自封的办法来建设新台湾，台人称之为‘三眠主义’。”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的劫夺和垄断，排挤了台湾的中小企业，致使大批工厂、商店倒闭，工业生产下降，农业歉收。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12月，仅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台湾的物价就上涨了一百多倍。大米是台湾的主要农产品，日本投降时，1台币可买10斤大米，到1946年12月，却要用120台币才能买到10斤大米。以谷仓着称的台湾岛竟也闹起了粮荒，出现了抢米风潮。在当时600万台湾人口中，约有80万失业工人和300万饥民。所以，台湾的舆论界惊呼：“人民承受的生活的重压，远过于日本统治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