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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赵构见了宰相赵鼎，又说起这件事，赵鼎说：“飞不循分守，乃至于此!”武将把文臣的活干了，文臣当然不愿意了。说白了，若是岳飞出了个馊主意，这事可能只是文臣中的一个笑柄而已。但岳飞“建议立储”，正是赵鼎及其他文臣一直在做的，武将有文臣的脑子，就显得不守本份了。 赵鼎虽不爽，不过说起来，主战派的岳飞在朝中臣僚私交最好的，就是主和派的宰相赵鼎。也是出于对好友岳飞关心，赵鼎找到薛弼，对他说：“大将总兵在外，岂可干预朝廷大事?宁不避嫌?飞武人，不知为此，殆幕中村秀才教之。公归语幕中，毋令作此态，非保全功名终始之理。”(《忠正德文集》卷九《辨诬笔录·资善堂汲引亲党》)认为岳飞之举一定是他幕僚中的村秀才教的，算是为岳飞开脱了。 但是，数十年后，南宋理学家朱熹说起这件事时，却跟赵鼎的看法大有不同，他曾对弟子这样评价：“岳飞尝面奏，虏人欲立钦宗子来南京，欲以变换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阁以定民心……高宗云：‘卿将兵在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但此等事甚紧切，不知何故恁地说?如飞武人，能虑及此，亦大段是有见识。”(《朱子语录》卷一二七) 朱熹认为，赵构责备岳飞的话，他难以理解，凭什么要这样说岳飞?岳飞为作一个武将，在那么紧切的情况下，能够作出如此考虑，是大大的有见识。 注意，作为理学家的朱熹，是最讲究条条框框的伦理之道的，但他并没有认为岳飞“建议立储”有何不妥，更没认为他触犯了什么大忌。 他甚至还说：“某向来在朝，与君举商量，欲拈出此等事，寻数件相类者，一并上之。将其后裔，乞加些官爵以显之，未及而罢。”(《朱子语录》卷一二七)要找出一些跟岳飞这件事类似的事情，上奏皇帝，给这些臣子的后人封官加爵，以作彰显。简直就把岳飞当作臣子中的模范代表，赞赏之意言溢于表。 再说赵构，他何尝不明白岳飞的忠心与苦心?他在责备岳飞“越职”的背后，其实只是不甘心，还是寄望以后能生出儿子，能够立亲生儿子为太子。岳飞不是第一个建议立储的(也不是最后一个)，在绍兴二年(1132)和绍兴四年(1134)两个皇养子分别入宫之后，早已有多位大臣上奏：早立太子。但赵构能拖就拖，这一拖就是好几年。 然而现在岳飞这次，有金人推出太子赵谌的政治恫吓为背景，立储之事就显得迫切眉睫，不能再拖了。可亲生儿子连一根毛都还没见到啊!赵构这是又急又气，就算岳飞的建议再合理，也是撞枪口上了。所以，受到赵构责备，也在情理之中。但是，由此就说岳飞触犯大忌，甚至说赵构从此怀恨在心，深深猜忌岳飞，并为五年后杀岳飞埋下伏笔的话，这种理论，就四个字：小题大做。 这场小风波之后不久，岳飞就离开行朝，回驻地去了。金人或许得知了岳飞“建议立储”之事，知道赵构朝廷已有对应之策，推出赵谌之事因此作罢，对赵构的政治威胁也在无声无息之中解除。第二年，即绍兴八年(1138)秋，赵构又诏见岳飞，召对之后，让岳飞进宫见了皇养子赵瑗。“命诣(岳飞)资善堂见皇太子。飞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兴基业，其在是乎!’”(《金佗稡编》卷二一，《吁天辨诬·建储辨》;《宋史·岳飞传》) 也有说岳飞见赵瑗是绍兴七年(1137)“建议立储”之前的事，但无论之前还是之后，只能说明，当时赵构对岳飞高度信任，不然不会让他进宫见皇子，可见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忌。 赵构共写过数百封亲笔信给岳飞，他们臣君之间曾经十分和谐密切，在这种关系之下，岳飞介入立储之事也是情有可原。他真的十分关心赵构这个家事(也是国家大事)，曾经因为赵构折腾不出儿子，而“对家人私泣”，都为赵构心疼哭了。 虽然最终岳飞的恢复中原的爱国理想一再受乞和苟安的赵构的压制和打击，君臣从此貌合神离，品格上早已分道扬镳，但岳飞作为一个臣子始终对赵构保持应有的尊敬和礼法，仅以恳求辞职作为耻于与对金人卑尊屈膝的卖国朝廷为伍的唯一手段，也是一种自保。若非赵构一心乞和，而金人提出的议和条件是“必杀飞，始可和”，赵构没有理由杀害已经解甲归田在庐山隐居的岳飞。 而岳飞也没看错人，赵瑗就是他面奏赵构，请立为储的那个建国公(原名赵伯琮)，即后来励精图治，令南宋中兴，并为他平反昭雪的孝宗赵昚。 至此，岳飞的“建议立储”，就是这么一回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