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地形来看，洛阳坐拥山川之险，“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而开封地处黄河南岸的平原之上，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如果仅从这种自然条件上比较，洛阳和开封作为国都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满朝文武一致反对迁都，当然会有这之外的其他原因。 开封在战国时曾为魏都，当时叫大梁，后又改称汴州。隋朝开通的运河经汴梁入江淮，使这里成为了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到唐朝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汴梁则成为南粮北运的必经之地。五代时期，汴梁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国之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周世宗柴荣时，汴梁已经拥有三重城墙，城高池深，城内建筑规整，道路宽阔，商业繁荣，已颇具帝都风范。再经过赵宋王朝十几年经营，汴梁城“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而朝中群臣俱在此安居多年，此时提出迁都，确实有动摇国家根本的感觉。何况此时的洛阳(包括长安)由于自唐朝后期开始的连年战乱，城市破坏严重，经济凋弊不堪，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作为国都的条件。而事实上，长安自唐后、洛阳自后晋石敬瑭迁都开封，都再也没有成为过任何王朝的国都。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所以最初定都开封谈不上选择，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承袭。开封确实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此前定都于此的都是短命政权，但宋太祖雄才大略，大宋开国后即开始为开疆扩土而南征北战，战略上以攻为主，战场主要在别人的地盘上，十多年来国都从未受到过威胁，而开封的通达便利更成为了利兵利战的优势。应该说，宋初定都开封是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客观需要的最佳方案。 问题在于，当大宋如秋风扫落叶般荡平南方诸国而将目光转向北方时，形势却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盘距在山西的北汉政权联合北方的契丹，凭借都城太原的有利地势，成功阻止了宋军向北的步伐。宋太祖三次攻打北汉，皆受挫而返。当战略上的进攻转化为对峙，作为一个身经百战、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帝王，除了因力不从心而产生失望和无奈，也当然会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北汉在黄河以北，与汴梁仅相隔一河。而强大的契丹也随时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梁平坦开阔的地势，如何抵挡辽军铁骑? 要保证四战之地的安全，只能以兵为险，所以驻守开封的禁军数量急剧膨胀。那些已经习惯于享受安逸生活的大臣们，看到有重兵屯守京师或许会感到心安，而太祖则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军队庞大对国力的巨大消耗。他提出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只可惜，他的远见卓识未能得到大臣们的理解，最终在赵光义“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的劝说下，不得不做出妥协。 其实，对于这次迁都之议还有另一种猜想：御弟赵光义早有谋位的野心，一直在做着精心准备，他作了十几年开封府尹，在京城培植了大量的亲信势力。不管太祖对此是不是有所觉察，迁都之议对赵光义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所以他当然要竭力反对。而大臣们不过是受了他的鼓动，帮他制造氛围而已。这样的分析“阴谋论”色彩过重，却并非没有道理，此后事态的发展，甚至包括太祖几个月后的诡异死亡，都可以作为怀疑赵光义的理由。 在最终做出妥协时，太祖忍不住仰天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此语在百年以后验证。空前庞大的军队消耗着大宋十分之九的财力，却仍无力阻挡外敌的入侵。开封终于在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被金军攻陷，北宋灭亡。 当年，在从洛阳返京途中，行至巩县(即今巩义)，太祖前往父母茔地——永安陵进行了祭奠。在陵园神墙的角楼上，他怅然四顾，思叹良久后，抽出一支雕翎箭，张弓射向远野。看着那支箭在远处无声落下，他长叹一声，告诉身边众臣：人生终须有归宿，今日箭落之处，就是我死后长眠之所。说完，取出那个玩具石马，命人埋在箭落处为记，并为自己的陵墓命名永昌。这就是传说中太祖永昌陵的来历。 那支利箭脱弦之初可以射穿敌人的铠甲，而最终却免不了凄然无力的坠地，一代圣主的故事至此也即将落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