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新中国国徽的设计，是林徽因事业上的一个辉煌。新中国宣告成立前夕，全国政协筹备会于1949年7月10日在各大报纸发布启事，征集国旗图案、国徽图案、国歌歌词。国徽图案的设计要求是，具有中国特征、政权特征，须庄严富丽。 8月20日应征截止，收到应征国徽图案900余件，选出28件送国徽评选小组初选，但均被否定。几天后，刚成立的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召开首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正式决定，再次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清华大学担当了这一重任。梁思成因事务繁多，无暇顾及具体设计工作，仅承担了组织领导责任，实际的设计任务基本由林徽因和她的合作者、年轻助手完成。国徽设计中许多新的构思都是林徽因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当时林徽因正在病中，家里的客厅变成了“作坊”，有时她只能坐在床上，面前搁一块木板便是“工作台”，她完全忘记了自己重病在身。经过一个月的奋斗，10月23日，林徽因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完成了第一稿。 1950年6月11日，经全国政协常委会讨论，议决采取由另一美术家小组设计的天安门作国徽图案。但梁思成认为，“这个图稿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这是他和林徽因的共同看法。出乎意料，会后当天周恩来亲自邀请梁思成，再按政协常委会的要求，组织清华教师重新设计国徽图案。翌日，梁思成在家里开会（由于林徽因病重，会只能在家里开），扩大了设计组成员。林徽因分配各人搜集资料、设计细部，强调细部与整体关系，组织他们共同参与完整方案的构思。她启发大家讨论国徽和商标的区别，反复说明，国徽代表国家，包含政权，如果用色太多，就会显得轻率艳俗，会让人感觉像商标。因而国徽图案应该庄严稳重，又不妨富丽堂皇；要象征化、图案化、程式化；要有民族特色。图案要能够雕塑、能做证章、做钢印和其他印章，还得便于印刷不宜走样。听了林徽因的精辟见解，同事们好比上了一堂精彩的设计课，客厅里你言我语，热情和信心一起高涨。林徽因、梁思成大胆突破了以天安门为主体的设计要求，缩小其在整个图案中的比例，突出五星，表达了新政权的特征。比例缩小后的天安门，虽小却落落大方。与此同时，美术家小组也提交了再次修改的国徽图稿。 6月20日，全国政协再次召开全体委员会，审议两个国徽图案，决定从中确定一个，周恩来总理亲临会场。会上大家众说纷纭，气氛热烈。周总理注意到一直沉默不言的李四光，悄悄走到他座旁问：“李先生，您看怎样？”李四光指着左边清华的图案说：“我看这个图案有气魄，天安门上空像是一幅整个天空一样大的五星红旗，气魄很大；下边，天安门前的广场也显得宽广深远，气势恢弘。金、红两色，使得整个图案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对称均衡，庄严典雅又富丽堂皇。我赞成清华大学这个方案。”周总理再次看了两个方案，问大家是否还有其他意见。停顿片刻，看没有人发言，就说：“那么好吧！就这样决定吧！”周恩来还建议将图案中的稻穗向上，这样显得更挺拔。 清华国徽设计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主要是林徽因，这在国徽设计小组成员朱畅中的回忆《国徽诞生记》中可以清楚看到：“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在清华大学新林院8号家中召集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一同开会，组成国徽设计小组。”“林徽因先生首先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去画天安门，她要我去系里资料室找出以前中国营造学社测绘天安门的实测图作参考。”“林徽因先生提出了‘国徽’和‘商标’区别问题，进行讨论。林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国家的‘国徽’和家族‘族徽’以及一些商品的‘商标’，作了分析比较，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梁先生也阐述了自己对国徽设计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决定性的日子是1950年6月20日。政协全委会在当日下午召开国徽审查会议。周恩来总理和到会成员对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两家提出的方案进行了审议，最后，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第二图当选。在这庄严的时刻，受特邀出席大会的林徽因泪花簌簌。国徽设计是林徽因事业的顶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