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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军政集团的相对特异性，这里主要言其三端： 一在军队新旧反差。相比之下湘军最为传统旧式，而淮军大进一步，主要是武器装备上的日趋“洋化”。及至袁世凯北洋新军，进而从“军制”的整体层面追求效法“西式”（这在袁氏所辑《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的相关内容里即可见一斑），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色彩已较鲜明，淮军比之不及，湘军反差更大。  二在群体结构状况。湘军以“选士人领山农”（王定安《湘军记》中语）为组织要则，淮军将领出身于“士人”的则要少得多，兵员成分也明显庞杂，惟“战”是取的实用功利性强。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选员因明显借鉴“西法”，官兵素质条件上愈发有“趋新”气象。再如要员关系方面，总体上湘系是“多头并立”，不但军多分支，而且要员中得以出任督抚、独据一方者人数众多，且有“喷发”式阶段。而淮系，则不但军队由李鸿章总揽的情况相对明显，而且其要员出任督抚者也要少得多（这一则因其未占先机，再则也受出身条件限制），实力地位上鲜有能与李鸿章抗衡者，其群体关系格局可以说是“众星拱月”。而到袁世凯，对其集团内部的控制就愈趋严密，他“实行‘兵为将有’，使自己成为‘本军之君’”（前辈学者李新语），“寡头”色彩愈显浓重。 三在首领风貌特征。不妨就以三个集团各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为例来看。曾国藩最为传统，浸润儒风，追求圣道，统兵理政也不弃学问。李鸿章尽管也是进士、翰林出身，但就专意带兵、理政，少受道学束缚，甚至不忌“痞”气，如有以“打痞子腔”“参用痞子手段”来应对洋人之语（而曾国藩主张于此也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言忠信”“行笃敬”）。即使日常气态、做派上，曾、李也大为不同。到袁世凯，于此更见其异。其人并非科举出身，比起曾、李他简直就是个“大老粗”，而这样一个人能够在军政界出道、腾达，与他非常的心计、权术、手段自然密不可分。 上述异同的造成，既基于客观时势条件，又取决主观人为因素。且异同之端并非能够绝对、截然地割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察识这种复杂情状，自有助于整合性地体察其历史效应的发挥。 先就晚清军制变革的节点和轨迹而言。湘、淮军（所谓“勇营”）得以崛起，与作为清朝“经制军”八旗、绿营的腐败无能分不开，之后“练军”的出现（由湘系大员刘长佑在直隶创始）和推广，自是以“勇营”改造绿营的一途，而以湘、淮“勇营”作为“防军”存续，则可以说是进而为其实际走向“经制”放开的表现。如果说这还未能完全突破“旧制”的藩篱，那么，到袁世凯“新军”的编练，就无疑是一种“转型”的发轫。而这自然也不是完全“赤地新立”，离不开对湘、淮军（尤其是淮军）趋新发展所积留的有形、无形资源的借助，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自有其一脉相承性。 再从近代军阀的孕育过程来看。关于近代军阀的界定以及对它何时与如何形成的看法，学界观点不尽一致，认定其到民国代清后的袁世凯集团那里才告正式形成，而袁氏清末编练和发展新军，则为“北洋军阀的孕育阶段”，应该说比较合理。前后联系看来，在整个“孕育”过程的“段位”上，“湘”居初基，“淮”近一程，到“袁”则最终完成。而这，与其“西化”趋向扭曲绞合。 当然还需归结到促使朝政权力格局变化方面申说。由湘军崛起导致形成“督抚专政”“内轻外重”（罗尔纲语）之局，是前辈学者由来已久的看法，虽说也有（特别是近些年来）或直接或间接的异议出现，但若非陷于绝对化而是从相对意义上（即与“湘”前比较）来考量，若非惑于制度性的某些表象（如臣奏与上谕之类）而是把握实质，若非捕捉个别时候的“反弹”现象以偏概全而是综观整体趋势，那么，说其时“内轻外重”则基本属实，并且是呈愈演愈烈之势。袁世凯最终能够左右清廷、挟清帝逊位（前不久问世的《袁世凯全集》中有录件，可证他竟能按己意改定清帝逊位诏书），固然是投机性地利用了革命形势，但同时也可谓“内轻外重”发展到极致的结果。而这一发展过程，自可溯源于“湘”“淮”的奠基。总之，从相关诸多要端来看，都能显现三大军政集团接续发力的“环链效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