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9年秋，张、赵密约赴沈阳北陵，引起轰动，而赵的对外身份只是“秘书”。1930年，赵一荻生下男孩。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来北京，住帅府，赵一荻亦在此居住。二人公开出入社交场合，并无隐秘。与赵关系最深的朱洛筠生前写过回忆文章，她也谈到赵四是住进顺承郡王府，“和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朝夕相处”，“他们仨人一起愉快地生活”，只字未提“金屋藏娇之处。如果真有此宅，亦无必要隐讳。况且于凤至较为大度，顺承郡王府广厦邻比，似无必要再另购外宅。 不妨再举佐证。朱洛筠之兄朱海北，亦为公子类中人，其天津公馆与张学良宅比邻。张作霖与朱启钤相识，因世交故，张、朱二公子气味相投，不时打球、跳舞。张家在天津的宅院豪华宽敞，网球场、台球房、跳舞厅一应俱全，朱海北是其座上客和玩友。朱家与赵家也是世交，朱海北称赵四是“京、津、北戴河上层社交活动中的著名人物”，她与张学良相识“也在这个时期”。朱海北后来成为张学良的少校内务副官，安排应酬，其任务“是陪他和客人打桥牌和高尔夫球”，其亲密程度甚至可以“登堂入室，不必回避内眷”。朱海北的回忆文章中也只字未提翠花街5号院，以他的贴身程度，不可不与闻，亦无避讳之必要。看来所谓张学良的“金屋”，确有讹传之嫌;也许此处或为他人之所，张学良曾交际出入而已。 跟随张学良在北平行营等地当了多年参谋的惠德安先生也曾写过一本回忆录《张学良将军轶事》，曾提到张学良在北平寻过宅院，却并非在翠花街。张学良嫌老王府庭院深邃，建筑陈旧，住下去不舒服。所以当时的财政部印刷局局长沈能毅，在西单太仆寺街新建胡同给他找了一所房子，建筑和内部设施均为西式，考究且舒适。但张未曾住进，即得伤寒之症。惠先生因未亲见，只是注明“人们传说”。传说之人身份并不低，如张学良儿女亲家万福麟说张住新建胡同之宅，大门正对一条胡同，按风水说是中白虎箭，所以才患伤寒。这虽是无稽之谈，但也可佐证张学良在新建胡同购宅不是空穴来风c。张学良在北平时，身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又逢东北寇氛日深，但按惠先生的评价，是“生活不甚整饬，社交亦有失检点，往往引起外界的流言蜚语”。如果张真有翠花街这样的外宅，是不会不留下蛛丝马迹的。相声演员陈涌泉曾回忆：其父陈子珍去为张学良说相声，说他那时住在“张自忠路”，看来张之密所不止一处。 而且，如果翠花街5号为张氏之私宅，日寇侵占北京后，是应予以没收或征用的。大帅府即被日本驻北平宪兵队征用，并曾贴有告示(冯其利先生曾见告示并抄有全文)。位于王大人胡同的东北军办事处也被日伪当局没收，成为伪满洲国驻北平领事馆。而翠花街5号院似无此举发生。而且以张学良的知名度和“千古功臣”(周恩来语)的定论，有关名人故居的书籍，如《北京地名典》《西城名人故居》《北京的四合院与名人故居》《胡同春秋》等，均未提及翠花街5号院。 所以，如前引报章云“京城唯一留存的张学良与赵一荻‘爱巢’，曾经是北平各界名流的社交场”的凿凿之言，源自何来，殊堪匪夷。无确凿记载、人证，只凭传说，完全不足为凭。口碑流传不一定是事实，即如马君武先生所咏“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与胡蝶大跳其舞的诗句，报章刊载，全国舆论汹汹，人们宁信其有。因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当天，确实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演出，只不过形式和相携之人不同而已。“千钧一发之际，还有闲情逸致去看戏，真可说是叔宝无心”，惠德安先生的批评已然是很婉转了。事实上，张、胡二人至死都未谋一面(胡蝶当时在北平拍电影)。胡蝶当时也在报上声明辩诬，但智者无多，信者非寡。可见“爱巢”之传说绝非可信。也许是张学良当时在北平酒食征逐、歌榭轻裘，才使得人们有了“金屋”的想象。当然，翠花街5号如以建筑价值而论，予以保护还是应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