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官是世间最容易的事 既然业务考核形同虚设，让官员无心办公，那么业务上真出了什么必须解决的问题，怎么办？比如，每一年的钱粮总得征收上缴，辖区内出现了刑事案件必须去侦破，无心业务的官员们怎么应付这些问题呢？ 古代官员的应对很简单：依样画葫芦。所谓的葫芦，第一指的是“故事”。清朝官场“非竞尚浮文，即虚应故事”，清人皮锡瑞说：“官场所务，唯在奉行故事。”这里的“故事”，就是惯例、传统和前任们的做法。晚清旧军操练最重虚文不重实用，带过兵打过仗的一代名将左宗棠就不客气地指出军队中种种行为都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都进入热兵器时期了，将领们还沿用千百年来来祖宗传下来的兵书阵法，不定期地带着兵丁们出来溜达几圈。《官场现形记》认为“比耍猴还要好看”。 葫芦的第二层意思是权力上端的心思、好恶和言行。下属当上司的传声筒是最保险的做法，古代官员善于揣摩上司的心意来处理问题，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传达文件，用讲话贯彻讲话。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或者上司没有明确态度或者没有前例可循的，温和的官员就套用“再商量”来敷衍，态度不好的官员就以“无例可循”加以搁置。 虚应故事也好，揣摩上意也好，本质都是敷衍。不求真正解决问题，不求实效，只希望把业务问题糊弄过去。晚清的李鸿章曾自嘲是朝廷的裱糊匠，所做的一切只是将政务裱糊一番，免得在自己手上崩盘。李鸿章是坦诚的，说出了许多同僚“只做不说”的秘密。 退一步说，如果出现亟待解决的突发问题，既没先例可循，又没有上司意见，官员怎么办？ 真遇到什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官员都有下属、幕僚们出谋划策。清朝地方父母官都有幕僚班子，少不了有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处理政务，有的还有书启师爷处理文牍，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书吏、门子、随从，囊括了方方面面的政务。朝堂上丞相一级的高官，不过问具体政务，身边少了师爷和书吏，却多了门生、食客、帮闲文人等等来出谋划策。官员们依然不必有专门的业务知识，不需亲自处理政务，只需要在幕僚班子敲定的公文罕见上签名盖章（有时，官员的印章都由幕僚、书吏负责封盖）。遇到决策时刻，官员们只需要对幕僚递交的决策建议，说“准”或者“否”就行了。不清楚律法条文没关系，不知道府库里钱粮金额没关系，遇到难题和突发情况也没关系，后面有一大帮子人会帮你解决。 到后来，官员连负责领域的制度条文、惯例先河乃至上司的意见和命令都懒得记了，统统推卸给幕僚们，遇到难题随时“征询”“顾问”，然后说几句“此议深合本官心意”、“此事本该如此处理”，把幕僚的意见当做决策下达执行即可。 实际上，真正维持各个衙门运转的，不是满腹八股文章、几年一任“周游”各个职位的官员老爷们，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在本衙门工作的胥吏差役们。比如明朝的户部十三司，一个郎中自然不能维持整个国家财政部的运转，只好放手胥吏。州县的官员则完全把政务推给幕僚和胥吏们，导致弊端百出。官员们对这些精通业务的地头蛇，既离不开又猜忌限制，有清朝官员就感叹：“本朝与胥吏共天下矣。” 反过来说，古代官员真的没有必要去认真刻苦地埋头钻研具体政务、提高业务水平，因为当官这个活实在是太简单了。不客气的说，哪怕是一个刚学会说话的黄毛小儿，也能干——当然，前提是他得当上官。难怪李鸿章说，做官是世间最容易的事，一个人如果连官都做不了，那就太没用了。 事实上，市场有市场的力量、社会有社会的逻辑，只要官府不横征暴敛，不妄加干涉，经济会自然发展，社会稳步进步。要相信市场和社会“自发”的力量，政府公权力并非时时处处都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官员的庸碌无为，有时未偿不是好事。 在古代，权力上端任命官员，首要要求是控制某个衙门、某个领域，巩固统治，业务方面的考虑倒在其次；官员上任，首要任务是维持所在衙门、负责领域的稳定，保证现有体制的统治，业务成绩也是次要的。真正搞业务的不是作为“一把手”的官员，而是幕僚、胥吏和差役们。这就造成了官员和业务的脱节，忙于当官。放眼看去，古代官员都是全能王，哪里有需要往哪跑。这是不负责任、不正常的现象，却是君主专制和官僚体制的伴生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