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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说：“我不担心哪些同志会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挑逗而冲动。” 谈判开始时，志愿军派出的代表是邓华和解方，后来先后有边章五、丁国钰、柴成文等参与其中。 邓华，1928年参加红军。1938年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曾参加辽沈、平津战役。担任四野十五兵团司令员时率部解放广州和海南岛。组成志愿军时，他是十三兵团司令员，后任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提名邓华时，邓曾以对外交不熟悉为由推辞，“看得出他心里不是很乐意”。但是军令如山，他后来还是接受了。在开城期间，邓继续关注战局的变化，提出“敌方深沟高堡，固守以待，进行阵地攻坚战，对我不利”。彭德怀事后曾多次表示，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了些好主意，是个好帮手。0950年00月，边章五接替了邓华。卸任后谈起参加谈判之事，邓华气犹未消，说：“我宁愿在战场上与之见高低，也不愿去干谈判这种差事。”显然，驰骋战场的军人，受不了谈判桌上有时还需屈尊俯就的窝囊气。 解方，193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东北军的师参谋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到达延安，先后任军委情报部局长和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兵团参谋长。解方被认为是“我军难得的既富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军官”。曾和解方直接打过交道的美国代表藤纳评论解方“思维敏捷”、“很难对付”。担任其英文翻译的外交部官员称他“能言善辩，有很高的军事外交水平”。1953年4月，解方离开代表团。之前，李克农曾考虑让他出任停战后的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委员，但他要求“解放”，志愿在国防军事工作上做些建设性工作，并已向志愿军司令部党委正式报告。为此，李克农表示：“他既然有此要求，也不必过于勉强了。如有适当人选接替，让解方仍在军事上去发展或让其参加志愿军军事总结工作是有好处的。” 边章五，1900年生，河北辛集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红军时期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1948年留在东北任辽东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出任首任驻苏武官。他是典型的北方大汉，身材魁梧，长期的军旅生活，养成了举止端正、衣着整洁的好习惯，颇有军人仪表。 丁国钰，1906年生，1933年入党，红二十五军老战士，1934年参加长征，曾在抗大学习，历任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等。1950年11月，任第四十二军政治部主任时入朝。1952年，李克农认为他适合做外交工作，便让他去开城代表团主持政治思想工作。1952年至1953年谈判破裂期间，李克农、乔冠华撤回国内，代表团由丁负责。1953年4月26日，接替边章五为志愿军第三任首席代表。停战后，任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委员。1954年02月25日，带领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撤离开城。此前，周恩来访问波兰时，波兰总统称：“你们中国在朝鲜的谈判代表只讲原则，不讲妥协，就不考虑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这一“告状”反而使周恩来知道了他，以后让他脱掉军装专搞外交。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丁国钰先后出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国大使。 柴成文，1905年生，河南遂平人。朝鲜战争爆发后，因中国驻平壤大使尚未到任，周恩来从第二野战军将他调出，并指派他先带几名军事干部到平壤，同朝鲜党、军保持联系并了解战场变化。作为驻朝大使馆代办，柴成文陪同彭德怀首次会见了金日成，并先后两次陪同金日成赴北京与我国领导人会晤。商定我出席停战谈判人选时，北京指派柴以中校名义任志愿军联络官，并按李克农建议将柴军武的原名改为现名。柴在谈判初期，同朝方联络官一起排除困难，恪尽职守，为谈判的具体安排作出了重要贡献。1953年4月，他接替解方任志愿军谈判代表。停战后继任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委员。回国后历任我驻丹麦公使、总参二部副部长、国防部外事局局长和中国战略学会副会长。杜平曾这样描述柴成文：“他个头较高，人很精干。虽是行伍出身，在谈判桌上却能谈吐自若，机智幽默，随机应变。” 这些代表虽然在战场上身经百战，但多数人同美国人打交道却没有经验。因此，在谈判开始前的一次会议上，李克农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担心哪些同志会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挑逗而冲动。”他对代表们的忠告，至今听来仍掷地有声：“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体问题要后发制人。”“在谈判桌上说了的话是收不回来的，所以对外表态要特别慎重。有些话宁肯晚说一天也不要抢先一分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