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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或饥荒期间，妇孺不仅遭屠戮后以充军粮，还在集市中公开出售。曾国藩日记里就曾记载着太平天国之乱后皖南、苏北的人肉价目，高不过百余文，低仅数十文15，远较猪羊肉为廉。最初人肉市场中出售的只是死人腐肉，但以后便发展为当场屠宰活人，谓之“菜人”。舒芜在《礼教吃人论补》中便引用了一则读之令人心悸的故事。明末河北大饥，“有客在德州、景州间，入逆旅午餐，见少妇裸体伏俎上”，马上要被屠宰出售，旅客起了恻隐之心，愿意付双倍的价钱从屠夫手中赎买下她。不料在帮她解开绳索时，旅客无意间“手触其乳”，少妇当即义正辞严地说：“荷君再生，终身赋役无所悔。然为婢媪则可，为妾媵则必不可。吾惟不肯事二夫，故鬻诸此也。君何遽相轻薄耶!”仍旧伏身砧板，闭目受屠16。这位“不肯事二夫”而被卖为“菜人”的少妇，其实多半就是为其丈夫所卖，却还要为这样的丈夫守节!舒芜不无激愤地指出：“这个故事如果完全真实，自然可见儒家的仁义道德，儒家的礼教，儒家的女教，确确实实是在吃人，是在使被吃者心甘情愿地被吃。即使故事不完全真实，说故事者意在歌颂赞美这样甘心被吃的女子，而他(按：指纪昀)平素还是思想通达的学者，这一点同样可怕，或者该说更加可怕。”  中国历史上的女性，不仅是外部男性中心社会性玩弄、性禁忌、性歧视、性凌虐、性专制的对象，而且在家庭、宗族内部，依然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女性的人格独立、人身自由、人权平等从来都是不存在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她们从来都只能做为父、夫、子这些男子的附属物和私有财产而存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自存的(self-existent)价值。海瑞年仅五岁的女儿，仅仅因为从家僮(家僮自然是男性)手中接了一块饼吃，便被海瑞认为乱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大防，犯了不贞之罪，逼令其自行饿死以赎罪18。舒芜就此论云：“这样的父亲，以及啧啧称道这样父亲的论者，今天来看固然是虎豹不如。谚有云：‘虎毒不吃儿。’便是律以儒家最严格的礼法，这也太过。礼法规定七岁男女不同席，那个女孩离七岁还差两年哩。”19舒芜当然不能理解，女儿不过是父亲的私产，为了维护性道德观而令其自杀，只是等同于毁弃了一件物品，在海瑞看来又有何足惜呢?而传统时代的夫妻关系，从《阅微草堂笔记》里一则男借女尸还魂的故事可见一斑。这则故事讲述的是某官僚受冥司惩罚，借了别的官员家中一名新死仆妇的尸体还魂之后，不仅要作为仆妇服侍主人，还必须作为妻子成为她(他)那个当奴才的丈夫的性对象，每次都饮泣至天明，终郁郁而死20。舒芜从这个看似荒唐的故事中，读出了时人及作者的妇女观：“以做女人为前世的贬谪，以性强迫性污辱为做妻子应受的本分。”21传统时代的父女关系、夫妻关系就是如此的不堪! 人们常将传统时代的夫妻关系与君臣关系做类比，两者都是规定前者对后者的绝对占有和后者对前者的绝对从属，即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其实，夫妻关系远比君臣关系更为残忍苛酷。因为“夫妻关系中妻子的从属身份是‘对个别的具体的男子’的，君臣关系中臣民的从属身份却不是对个别的具体的皇帝的，而是对皇帝一家一姓的”22。故而建文帝的臣子归附了永乐皇帝，从来不会被讥为“贰臣”，因为皇帝还是姓朱，但寡妇若改嫁了小叔子，虽然同姓，却依然是失节。五代王凝妻李氏，只因为被亡夫之外的男子拉了一下手臂，便仰天长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于是以斧自断其臂，为欧阳修大加赞许23。今日读来，只会感到可怖!明清以降，礼教炎威日炽，正史及各地的府州县志，无不专列“烈女”一卷，但大多数人却连名字也未留下，只有一个“××氏”而已。前为夫姓，后为父姓，表明她们只是作为夫权和父权的所有物而存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