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历史资料看，从隋唐到北宋初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较多。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唐贞元十四年（798）“春夏大旱，粟麦枯槁”，德宗称“夏，热甚”。据《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四》记载，五代后梁开平二年六月辛亥（908年7月17日）这天是“亢阳”，意思是太阳太厉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毒太阳”。三伏酷暑的极端天气在两宋期间较多，南宋嘉定八年（1215），今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这一年又恰逢大旱，灾情严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行都斛水百钱，江淮杯水数十钱”，以致“渴死者其众”。 据史料，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1743），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据山西《浮山县志》记载：“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据天津、高邑、青城等地县志记载：“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五月廿八至六月初六日熏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续东华录》中使用“威暑”来记录当时的高温。这一年夏天，北京的情况最糟糕。当时居住北京的法国教士宋君荣在目击报告中写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 其实，古诗文中对炎天暑日的可畏不是没有描写的。如“五月困暑湿，众谓如蒸炊”（宋·郑刚中）、“湿础人沾汗际，蒸林蝉烈号时”（宋·晁补之），描写人们犹如坐在蒸笼之上，屋柱下的石墩都湿透了，树林里的蝉也热得受不了，疯狂一般地号叫着。再如“暑景方徂，时惟六月。大火飘光，炎气酷烈。”（三国·繁钦），“六龙鹜不息，三伏起炎阳。寝兴烦几案，俯仰倦帏床。滂沱汗似铄，微靡风如汤”（南朝·梁萧纲），从他们的诗赋中可以看出，日神以六龙驾车周行天上，奔驰着从不停息；身上的汗水如同滂沱大雨，卧席睡床像被大火炬点燃一般灼热，在庭院里仰头盼望风快点吹来，却不料风即使来了也犹如火烧一样滚烫。古代小说中对酷夏的描述也不鲜见，大家熟知的《水浒传》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纲》就有详尽的炎天暑日场景描绘。 而且，历史上还有一些名人中暑而亡的例子可供参考。汉献帝伏皇后八世孙伏湛天性孝友、刻苦好学、少传父业，教授门徒数百人，西汉成帝时开始踏入仕途。但不幸的是在建武十三年（37）加官尚书的隆重仪式上，竟然因天热中暑身亡。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被贬海南后遇建中靖国元年（1101）朝廷大赦特别恩准北归。但老年的苏轼身体极坏，正赶上夏季高温，终因旅途劳顿中暑去世。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是宋代著名金石学家、诗人，在建炎三年(1130)五月接受朝廷任命出守湖州。他冒着六月的酷暑奔赴建康（今江苏南京）准备觐见在此避难的宋高宗，此时的建康正是高温肆虐，赵明诚赶路心急不注意防暑，才几天就中暑病倒，经李清照悉心照料但回天乏力，于八月十八日去世，时年仅四十九岁。可见，古人苦于炎夏的境遇超过我们的想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