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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记载：“公行的行商们自然是惨受敲诈，1771年已经发现其中有很多家破产，此外还拖欠了应付给官方的款项。”为此，潘启等又用金钱开路，贿赂了李侍尧，取消了“公行”，但这笔费用最后由反对“公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报销。 4、行贿基金的出台 “公行”取消之后5年(1775年)，被再度恢复，这次商人们获得的垄断权更大了，可以专揽茶叶、丝等高利润的大宗贸易，并且独家代理外商在华的供销，按总额收取3%的费用。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当然，其所承担的连带责任更重，外商将不再直接缴纳关税等，“公行”成为外商与帝国政府之间的防火墙。 “公行”的定位至此确定，直到1842年被《南京条约》废除，“公行”(Co-hong)在很多地方也被老外们称为“官行”(Kwanhong)。 连带责任的加重及政府勒索的加强，令“公行”产生了强烈设立公共避险基金的冲动，这直接导致了“公所基金”的诞生。 推动“公所基金”的第一个动力，在于帝国政府要求“公行”承担起讲合同、守信用的模范，凡是拖欠了外商货款的，一律由“公行”先行赔付。这是一个财经制度上的“连坐法”。而第二个更为强劲却不便说出口的动力，则在于帝国政府及其官员对“公行”的勒索日益加强。 这种基金的准确成立时间，说法不一。Frederic Wakeman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行商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于1775 年建立一种秘密基金，公所的每个成员要把他贸易利润的十分之一交作基金，在必要时用来应付官吏的勒索。到1780年公所基金才公开并正式规定向外国进口货征收3%的规礼，这是一笔附加税，名义上是要保证行商能偿还外商的欠款。” 遗憾的是，Frederic Wakeman并没有标注出这段论述的史料来源。考察早年的英文著作，这一日期的说法区别很大： 在各种说法中，没有异议的是，这个特殊的“公所基金”，的确是在“公行”定位成型后出现的产物，而其用途一是作为行业保险，二是为了应对政府的勒索。 这笔基金是庞大的，行商们必须缴纳年利润的10%，而外商们则必须缴纳货物价值的3%。这种潜规则，老外们并不喜欢，尽管他们对中国低廉的“正税”赞不绝口。1793年，在著名的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他的使命之一就是“摆脱广州官吏强加于该口岸贸易的限制和勒索”，这是英国政府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反腐败要求，但如同他要求自由贸易一样，最后毫无结果。 外商们统计出的“公所基金”用于支付政府勒索的数额，是惊人的。根据1807~1816年的统计，剔除其中的支付外商债款的部分，纯用于政府勒索的是： 其中，1809年的数额之所以庞大，是这年“公所基金”支付了一笔12万两(约合人民币2400万元)的“皇上万寿庆典”赞助款。 这些开支，除了每年5.5万两的“贡价”(“公行”上缴北京的固定规费)之外，大量的都是“军需”“军费”“河工”等。而这些均是正项税费之外的额外负担。 《剑桥晚清史》更是指出：“东印度公司经查明者，在1807 年和1813年之间从公所基金中至少公开支出了总额498.8万两银子。”这是一笔更为惊人的数字，相当于年均70万两，当然，其中包括了为行商们代偿外商债款。遗憾的是，《剑桥晚清史》没有提供这个数据的具体出处。 催生行贿基金的制度根源，除了海关制度外，还有财政制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