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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国政府并没有完善的预算制度，在“永不加赋”固定了最大宗的田赋之后，财政的任何额外支出，都需要临时的额外课征，而这种缺乏规范的行为，给官僚体系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 “额外征课和征收人员的摊派，虽然一向为中国政府的清议所不齿，叫它做‘勒索’或‘聚敛’;但征收方法既然给个人贪污大开方便之门，它就仍旧不失其为中国的制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财政成为“腐败化制度”的另一个体现，是帝国地方政府的开支，并没有规范财政拨款，而必须由各级行政长官在自己的俸禄中自行解决，这为他们的勒索提供了最为理直气壮的客观理由。“在西方，征收人员都各有一定的薪俸，也可能对他所征收的款项另给酬金，但一定要由国库核给;并且县行政首长也有一份适当的和足够一切开支的薪俸。中国却不是这样，征收人员和县行政长官都必须设法自给。征收人员虽然自收摊派，但不要错误地以为他所得的税款可以完全放进私囊;为了保全他的地位，他还必须要填满所有他的直接上司们的欲壑，使他的上司们刚巧都能得到那中国意义的所谓“薪俸”。知县到任之后，必须在他的任内每年一度或数度对他的直接上司，即知府和道台，有所报效，数目的多寡，看缺的肥瘠确定。他更要使省里的权要，即臬台、藩台、巡抚、总督等都能满足欲望，因为他的得缺、留任和升迁都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喜怒;他也不可忽视大人物们的文案和师爷一类人员，因为这些人都能在他们主人的耳边给他说好话或者说坏话。知府和道台也是这样;粤海关监督和其他优缺也并不是例外。省中的显贵也必须在京师设法巩固他们的地位，他们把得自僚属的一部分赃款也要照例以差不多一定的数额转手奉献给京官、枢臣和宫廷的内侍，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任何一人，这人就会设法弄得这个但图自肥的官吏也一个钱都剩不下，或者阻碍他的升迁，甚至对于有利该省的一切建议也多方留难。”(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对于“公所基金”，《剑桥晚清史》认为“是1796 年以后席卷中国的社会混乱的标志。在乾隆时代的最后几年，出现了传统王朝衰败的最初迹象……” “公所基金”作为行贿基金，行贿的对象是官方，而非政府官员个体。对于政府官员的私人孝敬，自然不在基金的支付范围之内，而要由行商们自行解决。一个政权放弃了显规则的正道，却要从潜规则的歧途上聚敛，自然难以避免整个体制乃至全社会的腐败与沉沦。 政府及其官员的需索越来越大，行商和外商们不堪重负。而就在他们疲于奔命的时候，一种利润高昂得足以应对政府勒索的商品适时地出现了，那就是鸦片。 5、鸦片生意的利益链 针对官员私人的“行贿基金”，很快就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诞生了，并且完全依靠鸦片的支撑。 1820年，澳葡当局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对输入澳门的鸦片每箱征收40银元，专款专用于对大清国领导干部的行贿。根据当时鸦片进口量推算，这一行贿基金每年可收10万银元(约7万两，折合如今1400万元人民币)。 这一基金的管理人，是一位小名叫做“阿西”的广东鸦片贩子叶恒澍。次年(1821年)，叶恒澍因杀人或者雇凶杀人被捕，但在监狱中，为了自保，他揭出了与杀人案无关的大量行贿细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其著作《中国总论》中记载，叶被捕后，受到了香山官员的刑讯逼供，为了报复，而将行贿基金的事抖了出来;马士认为，叶恒澍坚信把官员们拖进来可以为自己免罪，而向广州府检举揭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现代历史学家格林堡则认为，叶是直接向中央揭发的，并且，中央还为此下派了工作组…… 无论如何，对官员们受贿信息的掌握，最后保住了叶恒澍的性命——为换取他的沉默，广东当局只能以贩毒罪对他轻判，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到达配所后杖一百，丝毫不涉及杀人的重罪。 鸦片贸易与行贿基金之间的关联，至此开始暴露。而此前，鸦片早已悄悄地在“公行”的贸易中开始发挥重大的作用。而且，随着政府勒索加重，鸦片贸易的重要性就越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