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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农民问题上的共鸣。 毛泽东和鲁迅，都很重视中国农民问题，都是分析农民问题的高手。要了解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造和进步，离不开对农村和农民的研究，离不开对农民开展工作。鲁迅解剖农民，特别是农民的消极面，异常深刻。他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把普通农民作为主人公的作家，其农村题材小说，塑造了阿Q、闰土、七斤等典型的农民形象，再现了近代中国封闭、落后、萧条的农村景象，描写了农民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受到的压迫和束缚，同时写了辛亥革命因为没有唤醒底层农民而失败的必然性。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出身农家的毛泽东，早期从事革命活动，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农村和农民。他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得益于对农村社会和农民处境的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和鲁迅的这个共同点，不是偶然的巧合，是他们自觉根据中国实际来思考中国问题症结的必然结果。当然，比较起来，毛泽东更注重挖掘农民的积极面。他1939年给周扬的信中，有过说明：“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的确，亲身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写的农民，与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不可同日而语。着名记者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在《初见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基础上播种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这个见解，切中肯綮。 四是精神个性上的共鸣。 毛泽东1937年在《论鲁迅》中指出“鲁迅精神”有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具体论述中，则突出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凡此等等，可归结到一点，即敢于斗争，永不变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