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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云南通海那场大地震早在1970年1月5日就发生了，比唐山大地震还要提前6年多，但外界对这场地震的知情程度远不及唐山大地震。原因之一是新闻媒体对这一灾难的报道范围、力度、时效比唐山大地震还要逊色。直到事隔30年之后的200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30周年祭集会时，才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这场大地震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尘封了漫长岁月的“秘密档案”才得以解密，重见天日。这场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为15621人，仅次于唐山大地震，是20世纪中国百大重灾之一肄。  灾难降临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在失去理智的“革命热潮”面前，这场人类灾难的真相被掩盖起来，见诸报端的新闻，充满了空话套话，既没有受灾地点的具体方位，也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等，信息模糊，语焉不详。翻阅了这一时期的各大报纸，我们仅从地震发生4天之后的《云南日报》上找到了有关这场灾难的新闻报道，标题为《我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在其后的《云南日报》上，我们还发现几段令今人啼笑皆非的报道：“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看到红宝书和画像)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 通过考察这两次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我们发现，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法上，当时的传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而且形成了一个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在这两次大地震的报道中，甚至连有些段落、句子也几乎是一模一样。如果把这种报道方法纳入到当代的视野中来分析，我们将无法理解当年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灾难新闻报道方式以及产生这种特殊报道文体的政治动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灾难性事件，受众对它应该拥有最基本的知情权，新闻传媒应该有其最基本的新闻运作规律。然而，在那个年代这些权利和规律全被无情地剥夺了。这是一出时代的悲剧，也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新闻传媒不堪回首的一出悲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