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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金九的中国朋友--褚补成的故乡，褚补成曾任浙江省长，在嘉兴南门外有一处风景秀丽的老宅，这也是金九的藏身之所。
     金九暂住嘉兴，跟着他祖母的姓改姓张，名字改为震，“知道我底细的，只有褚家父子婆媳和养子陈桐荪夫妇。”金九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山清水秀的嘉兴，金九隐姓埋名躲藏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年轻的尹奉吉，却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的当年就殉国了。
     1932年5月25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以“杀人”、“杀人未遂”、“违反爆破物取缔罚则”等罪名判处尹奉吉死刑。
     11月18日，尹奉吉在日本重兵押送下，被秘密押往日本神户，然后又被移送到大阪的陆军监狱。不久，就被日本陆军第四师团军法会议判处死刑。
     12月20日，尹奉吉在日本金泽郊外的三小牛兵工厂工地上被处决，牺牲时，年仅24岁。这一年，他妻子26岁，两个儿子一个6岁，一个年仅3岁。
     尹奉吉的尸首被就地掩埋，其上没有任何标志。
     与金九关系最为密切的安昌浩，也没能躲过一劫。
     其实，安昌浩是在去韩国侨民团团长李裕弼家途中，被误认为李裕弼被捕的，他当时并没有在临时政府中任职，而且已经入了中国籍。
     安昌浩被捕后，上海各界很快展开了营救包括安昌浩在内的被捕韩侨的活动。
     在上海的中国民众团体联合会、上海总工会、各大学教授抗日会、中韩抗日大同盟等20余团体曾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称各国政治犯一向受他国保护。
     到了5月18日，上海律师工会又就法租界巡捕房逮捕25名朝鲜籍人士，并将其引渡给日军营一事发表了宣言，说此举违反国际公例。
     因为安昌浩在1922年已经获得了中国国籍，上海律师工会又向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和外交部发函，要求他们向上海法租界当局提出抗议，“以保国权”。
     5月下旬，广州各界也相继通电反对上海法租界当局引渡安昌浩。
     “虽然这场轰轰烈烈的'援安运动'并没有让安昌浩最终获救，但是上海律师会对法租界当局的抗争，让法租界在此之后不得不在类似问题上有所注意。”石源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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