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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查明是抢了群众的东西时，刘邓首长决定要严肃处理。当时有人说情，说这位副连长有战功，是不是可以从轻处理?小平同志说，严明的纪律是我们要想在大别山站稳脚跟的保证，事关部队的生死存亡，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很大的区别就是有铁的纪律。违反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的支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最后公开处决了那个副连长。这件事在部队和大别山老百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群众奔走相告，说真是老红军带领部队回来啦。部队除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外，还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大别山区重新出现了军民团结对敌的大好局面。  小平同志不仅要求部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对中高级干部尤为严格，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总是抓住不放，决不迁就。二野的许多老同志对“不握手会议”都有深刻印象。我记得陇海路反击战后，我军连战连捷，有些部队产生了骄傲情绪，出现了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小平同志就利用战斗间隙，召开整顿纪律的会议。当时正值中秋节，我接到通知后心想，我军一出陇海路，就活捉子敌人师长赵锡田，连同在苏中作战的胜利，扭转了整个解放区南方战场的局势，毛泽东同志致电庆贺，并传令全军嘉奖。仗打得很辛苦，战果也不小，这回开会准是叫我们去吃月饼。没想到去了后不仅月饼没吃上，而且连手也没握，气氛还很严肃。小平同志讲，今天就不拉手(握手)了，你们坐下。然后他就说，前段时间我们仗打得很好，但不要以为刚打了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你好我好。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邯郸出发以来工作做得怎么样?内外部的团结搞得怎么样?群众纪律怎么样?接着，刘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都相继讲了话，着重指出部队存在的问题。我在会上也做了检讨，会议一直开到天亮才结束。这次会议对部队震动很大，各纵队都认真检查了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纠正了违纪现象。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指示刘邓大军，在贺龙司令员率十八兵团协同下，进军大西南。我军采取战略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猛打猛追，所向披靡，很快打下了国民党的“陪都”重庆。有一天，刘邓首长找我谈话，让我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我说，我不会也不懂地方工作，还是让别的同志干吧!小平同志说，打仗是为人民，当市长也是为人民，不会可以学嘛。这样，我就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紧张地投入了地方工作。当时，西南局、西南军区，还有重庆市军管会、市政府等党政军机关都住在市区，大家忙着找好房子住。小平同志知道后，把机关的领导同志召集到他家里开会。他非常严肃地说，听说你们来了以后房子不够住?大家来西南是为人民办事的，不是来享受的，人民期望我们要做的事很多，我们刚来，还没做多少事，就闹房子。你们想一想，原来住这些房子的人都到哪里去啦?到会同志看到刘邓首长两家合住一幢房子，人口多，住得很挤。觉得既受了批评，也受了教育。大家什么话也不说了，回去立即动手，让的让，退的退，搬的搬，一夜之间就把问题解决了。 为时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王、张、江、姚“四人帮”，利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和他们的特殊身份，横行霸道，结党营私，迫害异己，祸国殃民。对于他们的倒行逆施，毛主席曾经多次给予严厉批评，要他们“注意”，“不要摘四人帮”。1975年5月，毛主席同我们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四人帮”也在场。毛主席对大家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在毛主席第一次批评他们不久，江青给我打电话，说要找我谈话。我当时想，这不对头，就把这件事向小平同志说了。小平向志说，她要找你谈，不谈也不行啊。在谈话中，江青东拉西扯，也不知她到底想说什么。到了最后，她问我主席批评“四人帮”还说了哪些话。我这才明白，她是想从我这里了解毛主席对他们的态度。我当时什么话也没说。事后，我把这些情况向小平、叶帅都汇报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批评“四人帮”。记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小平同志批评“四人帮”，讲了许多，专门讲了党的历史，指出从党的历史来看，不要搞小圈子，搞小圈子历来不好，要搞五湖四海。小平同志讲完后，我跟着发言，说小平同志讲了党的历史，说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不能搞少数人，要搞多数人。你们不要搞宗派，有问题要讲清楚。记得先念同志、吴德同志等都对“四人帮”提出了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