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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释怀的政治心结 因李汉平要回北京，耀邦同志身边缺人，刘少奇学术研讨会也闭幕了，他们就要我暂时在长沙陪伴一下耀邦同志。于是，我就搬到9所，在那里呆了一个礼拜。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我觉得耀邦同志的心情、身体都比较好。当时，不断有一些人来看望他，有亲友，有当地的干部，也有来湘工作或度假的领导人。他都热情、谦逊地接待大家。记得有一次正在长沙休假的倪志福同志要来看他，他坚持不让倪来，而要自己去看倪，对方当然不同意，最后他们还是在9所相见。文献研究室来长沙开会的同志也希望看看他，耀邦同志欣然同意，并同大家亲切交谈、合影留念，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对于我的到来，耀邦同志流露出一种高兴的情绪。这一点不仅在我和他的接触中，通过他的言谈、举动、态度、表情可以感觉到，就是在他接见文献研究室同志的时候，有些人也感觉到了他对我的一种亲切、和蔼、关心的态度。我认为，这是由于他希望找个合适的人帮他做点事情的心愿，现在总算落实了下来，他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早在1987年他在天津休养时，叫我去陪他打桥牌，就曾对我说：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说，不然以后就搞不清了，那是我在中央工作时的一些经历和决策，大约有那么十几、二十个问题，需要排排队，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如实地说清楚。当时他说：这件事现在还不着急，先有这么个思想准备，作些酝酿和考虑，等以后再慢慢来。由此可见，他想要我去帮他完成这项工作，是早有考虑、酝酿已久，只是由于主客观原因，一时还没拿定主意，直到这次才决定下来。在长沙，他又进一步对我说：我要跟你说一些事，你记下来，不然将来我见马克思后就说不清楚了。如实记录，既不吹嘘自己，也不诿过于人。我从来反对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将是非曲直搞清楚。足见耀邦同志对这件事是何等的重视和关注。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我所寄予的期望。 这段时间，他告诉我，1987年初下台后，他先是清理了这些年的讲话稿，然后就读马恩全集，前后8个月，闭门谢客。后来到天津休养，李瑞环说他政治作用已经消失，要他找点精神寄托，他就作诗、写字。他问我：你说我还可以干点什么?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同他说：作诗写字作为一种修心养性的事，茶余饭后做做是可以的，但想在这方面做出成就，留下什么东西就很难了。正经还是把你的这段历史留下来，特别是三中全会后处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大党的领导地位的这段经历留下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他说，我在中央工作的这段时间，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情况错综复杂，意见不尽相同，我经历了不少事情，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我希望如实地把这些事情说清楚，记录下来以备查证。 在长沙那几天，我将我写的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论文请他看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已发表，但删去了前面分析形势的一部分。他看后说，前面这部分没什么问题嘛!我说可能他们觉得篇幅长了吧?于是我们就谈到少奇同志，我说少奇同志在50年代就有许多非常可贵的改革思想，人们还不大了解。又说到“文革”少奇同志无比悲惨的遭遇和所蒙受的巨大冤屈，现在把这些都归罪于“四人帮”，似乎不能令人信服。他沉吟片刻，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是呵!这个问题总应该有个说法。当时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中央虽然已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但“文革”为什么要那样坚决、彻底地打倒刘少奇，“四人帮”又为什么能那样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恶毒诬陷、残酷迫害刘少奇，似乎还没有个明白的交待和说法。联系到他曾经自责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也违心地举手赞成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当时除陈少敏同志一人表示了无声的反对外，谁都没有也不敢表达自己真正的意见。因此他觉得我们党在打倒刘少奇这件特大冤案上，还有深刻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