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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仅就他在粉碎“四人帮”后，那么坚定不移、大刀阔斧、不顾一切地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平反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系列冤假错案，就足以证明他的大智大勇、有胆有识、无私无畏，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广大干部、中共党员、人民群众的感激、爱戴和敬佩。就在前两年我们去看望李昭同志时，还碰到有从海外归来的游子，带着父母的嘱托，来到耀邦同志遗像面前，鞠躬跪拜，默哀致敬，深深表达他们全家被洗雪冤屈之后的感激心情。但耀邦同志的思想并不只停留于此，从他对“文革”中为什么发生刘少奇这桩最大冤案总应有个说法的思考，说明他认为还要由此进一步深刻总结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上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联系到他自己的政治命运和政治生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遭遇中，他深切感受到，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而这正是当时，也是他在去世前所萦系于心，不能释怀的最大心结。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耀邦同志对1987年初中央“生活会”对他的批判，以及他因此被迫辞职下台的事谈的很少，他更关心和忧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发展。他只是觉得中央“生活会”是一个对他进行“揭发批判”的会议，人们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其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不能把这当作中央的正式结论。而对他在中央10年来的这段工作，是非功过，希望中央能有一个正式、公道的说法。他曾坦诚由衷地对我说：关于我的问题，我只希望中央能有个正式的说法，还历史一个公道。应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合纪合法的心愿。 1988年，我因写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文章，向耀邦同志请教一段马克思语录。不久，他就将这段语录亲自写好，让机要秘书张耀光同志给我寄来。这段语录是：“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克斯基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大声说道：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他说得多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没有日期的!”这就是耀邦同志对在刘少奇和他自己身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抱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观点。 向秘书交待三项任务 我从长沙回到北京后，温家宝同志即派中办人事局局长到文献研究室，商量调任我的事情，并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对此都非常支持，并且表示，虽然刘崇文目前暂时还两边兼顾，但主要服从耀邦同志的需要。我当然没有什么意见。这样，很快就正式下了调令。 这段时间，耀邦同志在长沙生了一场病，然后就转到广西南宁休养，因南宁的冬天比长沙暖和。过了春节，我就奉命去了南宁。 到南宁后不久，1989年2月22日的晚饭后，汉平来说耀邦同志找我。我们三个人就在一个小会议室坐下，由耀邦同志正式同我谈话。 这次谈话是从7时半看完新闻联播开始的，直谈到晚上9点多钟。回来后，我马上就在保密本上将耀邦同志谈话的要点追记了下来。为了如实反映那次谈话的内容，现在就把当时追记的全文抄录如下： 耀邦同志说：欢迎你来。三件事： 一、有些政治性的事情需要处理、商量、研究、答复、解决、办理，如有些来信，政治性的，需要人帮我起草个回信，商量个答复意见;中央有些会议，有些问题，需要有个人商量、议论，我还是政治局委员。总之，政治秘书的任务。这类事不多，一个礼拜一两件。 二、我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生命并没有结束。1987年初下来后，先用3个月清理了我的讲话稿，有几百万字。德平(注：耀邦同志的长子)也帮助看了看，他说没有错误。后来又用5个月翻了马恩全集，以前看了40多卷，做了些记号，这次写了笔记。那8个月是过于劳累，影响了身体。十三大以后就生病了。我也不会发难，有家庭妻儿子女，不能舍得一身剐了。同时也不做坏事，不做丑事，从来也不做坏事，基本不做丑事。去年到天津，李瑞环说，你政治上的作用已消失，应找点精神寄托。我就写诗，在山东写了十几首，家里人看了觉得不错，可送给一些专家看了，认为不行，意思可以，但不合韵律。后找了王力的诗词格律看了，再看别人的诗，现在不敢写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