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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官员们是靶子。他们有些人已经开始认为新政权本身就是目的，而这不是毛泽东的想法。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清理经济生活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里的靶子是私营工商业者。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仍然是中国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个运动榨出了额外的收入，帮助支付朝鲜战争的费用。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这两场运动的意图，是赋予毛泽东控制一切的权力，这种控制权，在所有马克思主义领袖们看来，是一种道德权利。然而，所使用的方法，大部分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方法。不是像在斯大林的苏联那样半夜里破门而入抓人，而是造成一种社会压力，使你坦白。在当时，这是一种让个人的良心同公共福利相一致的大胆做法。 “三反”、“五反”运动有列宁主义的影子，但是它们也散发着儒教道德主义的味道。 毛泽东既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也是旧中国的产物。在中国，从没有人说，一个人要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提高或改善自己的境遇。他不是孤独地在和上帝或超巨大的新教的良心进行搏斗，他是在群体里受到大家的推搡才能这样做。 在毛泽东的中国，人民没有像信徒圣保罗那样突然改变信仰而成为社会主义者。新生——如果发生了的话——是社会性的。在西方，我们认为人们可以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改变自己;在毛泽东的中国，没有人期望能发生这种灵魂的变化。 毛泽东为“三反”、“五反”运动提出了口号。但是，他对官员们和工商业者的批评，比对思想界人士的批评要温和些。 胡风是个农村出身的顽皮的诗人，他曾在上海的文学天空中闪烁。他早先是个左翼分子(虽然他批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的诗《时间开始了》是庆祝1949年胜利的，绝不可能是反毛泽东的。其中一句感情充沛地说：“你一跃地站了起来!/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但是，在50年代初期，胡风开始抱怨“舆论一律”。他觉得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变得太不能碰了，人们已经把这个小册子“当图腾崇拜”，他反对道。他把思想改造运动中爱管闲事的组织者们称为“官僚”。[8] 《人民日报》开始刊登一系列批判胡风的文章，有一些是毛泽东亲笔写的。当然，对胡风的标准反驳就是，公众舆论像任何其他的东西一样，是个阶级问题。在人民民主专政下，允许人民有表达的自由，而不允许反革命分子有这种自由。胡风是试图在空中高高地飘荡在阶级之上。 毛泽东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当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开展时，敌人并没有逐渐消亡，而是在扩张!人民也不总是善于辨别出反革命分子。“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毛泽东说。[9] 这是悲观主义的第一次流露，这里有一串致命性的推理。 一致性还没有达到，知识分子仍然在高唱着他们不和谐的声调。然而，一致性已经提到历史无情的日程表上。旧的阶级差别一定正在重新抬头，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解释他们高唱的这种声调呢?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唱走调就是犯罪。“胡风……这样的人不杀，”毛泽东解释说，“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0] 至于胡风，他被重新涂抹得完全认不出来了。正像麦卡锡把每个对蒋介石有怀疑的人称为共产党人一样，胡风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怀疑被视为一种证据，说明他终归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不久这位有棱角的诗人就被发现是个“间谍”，这就使那些红色“官僚”能够把他投入监狱。在那里，他曾一度精神崩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