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四，中间势力的一时勃兴，是这一层次鲜明政治格局的产物。 抗战胜利之初中间势力的兴起，固然与其自身努力密切相关，但抗战胜利后中国错综复杂的政局，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国共对峙的局面，从政治现实层面为中间势力活跃于政坛拓展了空间;而美苏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的构想，使中间势力的政治地位急剧提升。《观察》杂志对此敏锐地指出：美国“一方面要扶持国民党，一方面又实在感觉国民党的扶不起来”，“国民党所表现的许多行为，实在使美国内心烦闷到了极点。美国方面也实在希望中国能有一批新的人物出来，来增强国家的生命，并巩固国家的‘安定之摆’”。(《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储安平主编《观察》第1卷 第1期，第22页。)事实也是如此。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声明，明确指出：如果国民党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它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杜鲁门总统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1945年12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48—50页。)。1947年1月，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失败，在即将离开中国之际发表声明：“据我看来，挽救时局要由政府中和少数党派中的自由主义者掌握领导权，这是一些杰出的人物，但现在还缺少足以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政治权力。我相信，在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下由他们发挥有成效的作用，将会通过良好的政府导致全国统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第13页。)显然，基于美苏构建的战后中国政治新框架，中间势力成为战后中国政坛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在“三国五方”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综上所述，抗战胜利之初，中国呈现出层次鲜明、互动发展的“三国五方”政治格局。它以美苏合作为基点，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确定，实际上是大国政治的产物。同时应该看到，历史的演变往往不是沿着已经规定好的轨迹前行，而是依照客观现实的变化而发展。苏军进占东北和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主要在与东北毗邻的中国北方这一优势，为中国共产党寻求新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共产党进军东北，不仅为自己生存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从根本上动摇了雅尔塔协定与中苏条约所确定的战后中国政治格局。与此同时，美苏基于避免内战的目的，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触动了国民党的政治利益，在国民党内部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促使国民党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形成反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巨大声浪。不仅如此，雅尔塔协定与中苏条约被视为不平等条约，受到了来自中国内部的强有力挑战，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确定的政治格局开始动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