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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孩子活命，范美宏夫妇迫于无奈，只得将哭得厉害的孩子，忍痛送给对方抚养。
     谁知这位农妇也是苦命人，后来她的丈夫患了不治之症撒手人寰，这位农妇的生活从此失去依靠。无奈之中，她不得不改嫁，同时将孩子转送给漳埠的另一农妇。后来，据说漳埠那个农妇也遭遇不幸，又将孩子转给靖石农村的人家。如此转来转去，婴儿最终流落到洛口赖兆枝夫妇家。
     赖兆枝家同样贫苦，但夫妇俩膝下无子，盼子心切。他们高高兴兴将孩子抱回家抚养，取名赖亚平。尽管家境贫穷，但夫妇俩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全力抚养儿子。
     这个赖亚平，实际上就是林伯渠、范乐春夫妇的儿子。
     在赖兆枝夫妇抚养下，赖亚平不断健康成长，小小年纪就懂得帮家人干活。5岁那年，他居然爬上山去，帮助家人放牛。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次，赖亚平在山上放牛，不慎摔了一跤，腿部严重受伤。
     那时，赖兆枝家十分贫穷，当然无钱给赖亚平看病吃药。从此，赖亚平落下残疾，成了跛脚。眼看儿子干不了农活，赖兆枝夫妇极为伤心。将来怎么办?这成了夫妇俩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赖亚平11岁那年，他们将孩子送到裁缝店学习手艺。赖亚平聪明好学，很快学会裁缝手艺，成了走村串户的小裁缝，而且还读完了小学全部课程。
     范美宏、郭发仔夫妇为留在身边的婴儿起名范宜德(实际上是邓子恢的儿子)。
     范宜德9岁时，范美宏因劳累过度，卧床不起，最终痛苦离世。随后，范美宏的女儿又染病，不幸夭折。
     此后，家中只剩下孤儿寡母，经济状况更加困难。但郭发仔依然想方设法挣钱，支持儿子继续上学读书。范宜德很懂事，刻苦学习，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放学后，他丢下书包就帮阿妈干农活?做家务。为了养家糊口，待范宜德稍大一些后，阿妈就托关系将他送进伞厂当学徒，后来又转到烟厂当学徒。
     这期间，赖亚平的生父林伯渠，随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后，开始了漫漫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范宜德的生父邓子恢，在完成掩护红军主力突围的任务后，奉命和瞿秋白、何叔衡等带领一支小分队向福建方向转移。一次，在闽西山区遭到敌人包围，他们试图突围。何叔衡中途受伤，他不顾年高体弱，与敌人英勇搏斗，不幸壮烈牺牲。瞿秋白长期患有肺病，体力不支，被敌人逮捕后英勇就义。唯有邓子恢凭着身强力壮，奋力冲出敌人包围，越过山林溪水，死里逃生，到达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张鼎丞等战友会合，开展游击战争。
     在闽西革命根据地，邓子恢获悉妻子黄秀香牺牲?儿子流落苏区农村的消息后，极为悲痛。
     在游击战争中，邓子恢和女红军陈兰相识、相知，后结为夫妻。尽管战斗频繁，但他们仍时时牵挂着流落在江西苏区的两个孩子，不知他们命运如何。
     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新四军领导人的邓子恢曾委托地下党打听孩子的下落。但江西毕竟是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活动受到限制。何况苏区群众对国民党军的残酷“围剿”印象深刻，一直心有余悸。尽管邓子恢夫妇费尽周折，孩子的下落依然杳无音信，他们只有将思念之情深深埋在心间，期待以后有机会再托人寻找。
     全国解放，邓子恢托人在苏区跋山涉水，寻找孩子
     1949年，革命胜利，邓子恢来到武汉，担任华中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中局书记兼第四野战军第二政委。此时，邓子恢夫妇又开始惦念长期流落江西苏区的两个孩子。
     恰好，解放军驻守赣州的某军政委陈仁麒，是邓子恢当年在福建龙岩闹革命的老部下。于是，在1949年夏天，邓子恢给陈仁麒写了一封信，托他帮自己和林伯渠寻找红军长征前流落在江西老乡家的孩子，并介绍了一些有关情况和线索，寄去一张本人的照片作参考。
     陈仁麒根据邓子恢提供的线索，迅速在赣州找到福建商人曹老板当向导，并派参谋左枫一起前往会昌县执行寻查使命。
     左枫带着曹老板匆匆赶到会昌。在当地党组织?政府和福建会馆的积极配合下，他们不到一周时间，顺利找到了范乐春的堂嫂和在烟厂学徒的范宜德。
     范宜德的养母郭发仔，没有想到10多年后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很是高兴。她对调查人员回忆说：当年范乐春将两个孩子留下时，曾经说过一个姓邓，一个姓林。后来，因为两个孩子没有奶吃，自己不得已将其中一个孩子送人喂养，现在身边的孩子是范乐春的。
     问到孩子被送到何处时，郭发仔用手指着南边说：在下头的洛口，意思是在贡江下游。但10多年一直没有来往……
     左枫等人将郭发仔的话一一记下，作为原始调查凭证。
     第一个孩子顺利找到了，左枫等人兴奋不已，他们以为第二个孩子也会很快找到。其实不然，艰难的情况还在后面。
     洛口虽然距离县城仅30公里，但那里山连山，道路崎岖。有时还得乘坐小木船，行程艰苦缓慢。
     当时，正是盛夏时节，那里交通又不发达。左枫在曹老板的引导下，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到达洛口。
     没有想到洛口的那位农妇早已改嫁，远走他乡。几经打听，有人说孩子已转给了另一农村。
     左枫等人白跑一趟，接着又匆匆赶往另一农村。那个农村同样是在山区，山高、路远、林密，农民居住分散。左枫和曹老板继续翻山越岭，四处查找。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也没有见到人影。据老乡说，孩子后来又转给了靖石农村的人家。
     此时，左枫焦急万分。他心挂两头：既要继续寻找第二个孩子，又不放心已经找到的第一个孩子，唯恐出意外。情急之下，他们返回县城，动员郭发仔将范宜德安排到福建会馆住下，那里安全可靠，让人放心。然后，才放心前往靖石农村，继续查找第二个孩子。
     左枫如同大海捞针一样，耐心细致地查问、寻找。费了近两个月时间，最后才在洛口赖兆枝家找到了。
     洛口在深山里，位置偏僻。那天，山野乡村的赖家突然来了带枪的军人，一家人不禁惊慌失措。左枫和颜悦色地说明：自己是解放军，也就是过去的红军。这次是来寻找当年红军丢失的孩子。
     赖家原本就不知道孩子的父母姓什么，当年是从别人手里转抱来的。抚养了10多年，如今突然有人说是红军的儿子，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但前来调查的人是解放军和当地政府的同志，说话十分和气，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尤其是左枫，不但代表政府感谢赖家在危难时期救了红军儿子一命，辛辛苦苦将其抚养成人，为革命立了功，而且还说，这次是将孩子送到亲生父亲那里去读书，毕业后仍然会回到你们身边来，对孩子和你们都有好处。
     虽然舍不得，但赖兆枝夫妇想来想去，还是同意派家人陪孩子一起去会昌县城弄个清楚。
     当年红军留在苏区的两个同龄儿，终于都找到了。15年后，他们首次在会昌县城会面。那天，两少年和两家人互不相识，都感到陌生、好奇。好在左枫做群众工作有经验，立即把两家人拉到一起作介绍，又把当年红军反“围剿”的情况作了说明。
     左枫两个多月的辛苦没有白费，他满怀喜悦之情，带领两个孩子来到赣州某军军部，向陈仁麒作了汇报。左枫指着范宜德说是林伯渠的儿子，指着赖亚平说是邓子恢的儿子。
     陈仁麒拍着左枫的肩膀，夸奖他任务完成出色。接着，陈仁麒拉着两个孩子，仔细对照邓子恢寄来的照片验证。他左看看，右瞧瞧，想弄清哪个是邓子恢的儿子。但看来看去，心里总感觉有点不对劲儿，范宜德的模样怎么有点像邓子恢。
     于是，陈仁麒悄悄把左枫拉到一旁，低声询问是怎么一回事?左枫拿出调查记录和地方证明材料汇报说：范宜德的养母反复说他是范乐春生的。陪同来的范美宏的侄儿，也在一旁帮腔说范宜德是范乐春所生。陈仁麒这才没有继续追究，让左枫护送他们去南昌。
     邓子恢的老战友陈正人当时正在江西担任省委书记。他特意会见了左枫和两个孩子，安排他们在南昌小住几天，陪同吃饭。还给两个孩子做了一套新衣服，嘱咐左枫护送孩子从九江乘船去武汉。
     船到武汉后，左枫带着两个孩子随邓子恢的秘书坐上汽车疾驶而去。
     邓子恢夫妇在住处听到汽车响声，立马从室内出来，热情地把大家迎进客厅。邓子恢摸着两个孩子的头，看来看去，笑问：“你们两个，哪个姓邓?哪个姓林?”
     两个孩子起初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左枫指着孩子逐一介绍：“首长，这个叫赖亚平，是你的儿子;那个叫范宜德，是林伯渠的儿子。”陪同来的范美宏的侄儿，也在一旁点头称是。
     赖亚平很机灵，马上对着邓子恢夫妇大喊爸爸妈妈，声音亲切感人。邓子恢夫妇含着热泪连连说：“好，好，好!”
     邓子恢夫人陈兰拉着两个孩子的手说：“孩子，这15年让你们受苦了!”
     邓子恢也说：“当初，把你们两个留在会昌，我和林伯渠?范乐春?黄秀香都舍不得。可那是革命战争的需要，由不得自己啊!15年来，范美宏?赖兆枝两家人，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把你们带大，为革命立了大功，我和陈兰对他们表示感谢!”
     为了纪念苏区，邓子恢为赖亚平改名邓苏生。接着电告林伯渠：“范乐春留在会昌县的儿子已经找到了，正在武汉我家中。”林伯渠一家人高兴极了，盼望邓子恢早日将儿子送到北京。
     邓子恢夫人陈兰是个细心人，她仔细观察一番后，总感到邓苏生不大像邓子恢，而范宜德的模样则和邓子恢相似。她建议化验血型，弄清真相再送。邓子恢觉得自己有好几个儿子，而林伯渠身边只有一个男孩，他不愿将腿脚有毛病的赖亚平送给林伯渠。
     所以，邓子恢对陈兰说：“我看别化验血型了，还是按照左枫同志调查和范美宏侄儿说的，把精干的范宜德送给林老吧!”邓子恢还说：“我们共产党人的孩子不是私有财产，他们都是革命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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