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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绮族兄大鉴：
     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而在各报上公然教妹“耐死”。查民国宪法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委托律师要求受人道待遇，终必受法律之保护。若吾兄教人“耐死”，系犯公诉罪。检察官见报，恐有检举之危险。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功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见到文绣诉诸报端的文章，我才真正知道文绣的文才造诣，以及她那非同一般的勇气。然而，当时这些我是不敢吭声的。
     关于文绣与其族兄关于“离婚”的那场报刊上的论战，据我所知，当时溥仪异常关注。
     据说，对于文绣与其兄的公开信，溥仪也每信必看，无一遗漏。
     最终，当然这场末代皇帝的离婚案，虽未经法院的判决，但毕竟形成了离婚的事实。在私下调解中，溥仪给付了文绣一次性生活费五万多元。但这并不算了事，溥仪为了维护他的“皇上”尊严，在各地报纸发布了令人可笑的“上谕”，竟称已将“淑妃”贬为“庶人”。
     之后，溥仪潜往东北，充当了日本人的“傀儡”，而文绣则回到了北京，过上了平民的生活。
     由此，在南辕北辙的生活道路上，“皇上”与“淑妃”分道扬镳。
     当几十年后，受到特赦的溥仪，在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撰写《我的前半生》时，出版社又协助他找到了那些登载当年“婚变”时各报刊“论战”的文章。对此，溥仪百感交集，虽然最终成书时，书中删去了这些具体内容，但基本梗概依然保留了下来。
     特赦后的溥仪，对于文绣的看法发生了截然的变化。据说，他后来见到过文绣的一位亲戚，谈起当年的文绣时，表示了赞赏之意，认为她能冲破封建桎梏，实在是一件幸事，不然也很可能走上婉容的那条可悲的道路。
     别人也许感受不深，而以我对溥仪的了解来说，他的这番见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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