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谭玉龄临终目击 若说,在溥仪的脑海中,始终占有非常重要地位,而又在他的生活里来去匆匆的一位妻子,那可以说就是谭玉龄了。 她也是满族人,姓他他拉氏,原是北京的一名中学生。一九三七年,溥仪与婉容的感情业已破裂,于是他经过北京的一个亲戚介绍后,从北京将她接到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 异常神速,二人结了婚,他将她册封为“贵人”。她遂成了他的“复辟事业”中的又一个可怜的“牺牲品”。 ……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应该说,谭玉龄在那时的几个妻子中,一度最得溥仪的宠,她对溥仪也非常“忠心”。 大约在一九四二年秋天,谭玉龄偶然得了一次并不算很重的感冒,后来看了几次也没好。溥仪于是亲自派去了他的两名贴身御医为其诊治,一名是他的贴身侍医佟阔泉,一名是徐思允,这两人,都是当时宫中最有名的中医大夫。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溥仪首先叫佟阔泉和徐思允两人一起商量诊脉开药方,然后,经过溥仪亲自在药方子上修改、增减,再派人去抓药给谭玉龄煎服。 确切地说,溥仪只是粗通中医知识。在此之前,溥仪就曾亲口对我说过: “佟阔泉是北方人,开的药方剂量大,徐思允是南方人,为人谨慎,开的药方剂量特别小。所以嘛,我就得亲自动手给予中和中和……” 我对药理一点儿也不懂,不知道溥仪的这种“中和”方法对治疗谭玉龄的病症,究竟利弊效果如何。只是,谭玉龄的病总是始终未见一点儿好转。 后来,溥仪又找来了一名西医大夫黄子正。他原是长春市内一家私人小医院的主治大夫,因为当时西医在伪满不太受欢迎,所以收入也比较少,他原本打算回台湾原籍去,可巧前几年溥仪的大腿内侧起了一条红线,让黄子正大夫给治好了,于是,溥仪赏赐了他五千元,叫他继续开那家小医院,实际上他也就从此成为了溥仪的“御用”西医大夫。 每天晚上,不管溥仪是否有病,他都得照例到伪满宫内廷来为溥仪诊治一下。 因为谭玉龄的病仍不见好,溥仪便又找来了黄子正大夫进一步确诊。过了一些日子,溥仪见谭玉龄的病还是没有一点儿起色,就有些慌了手脚,又叫来了一个针灸大夫林永泉给谭玉龄作针灸治疗。也不管有无效果,简直成了胡找庙门乱“烧香”。 结果适得其反,“谭贵人”的病不但没治好,反而越治越重。 后来,溥仪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好通过黄子正又找来了伪满新京市医院的一位日本西医给她治疗。 当时,我们几个学生按照溥仪的“旨意”,参加了在谭玉龄居住的寝室外屋的轮流值班。 也就是说,谭玉龄从病重期间一直到去世为止,我都参加了在她旁边的守候,所以,对整个诊治过程我都可以说非常清楚。 在她逝世的前几天里,我和几个学生终日轮流在外屋为谭玉龄准备熬中药或炖人参汤,并随时听从溥仪的差遣。对于谭玉龄那几天的病情发展,我也知道得非常详细。 对于谭玉龄的逝世,历来众说不一,但绝大多数是主观猜测或以讹传讹。甚至在她是否被“害”的问题上,始终纷争不已。这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我觉得作为她逝世当天始终守候在她身旁的当事人,我责无旁贷将那时的情形公之于众。 帮着打下手或煎药。出于对谭玉龄的关心,那时,我对屋内的任何一点动静都格外留心。 当天晚上,那个日本大夫带去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女护士,从那个女护士胳膊上抽血给谭玉龄胳膊上注射。 就在谭玉龄病情如此严重之际,我还听到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向我们问道: “皇上进膳了没有?吃的是什么……啊?” 当时,我真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心想,“贵人”心地真是不错呀。溥仪上哪儿再去找这么好的妻子啊!不知怎么的,我也在内心虔诚地念叨着:保佑“贵人”早日康复吧。其实,这一点儿用都没有。她的病持续恶化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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