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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对契切林说：“那天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有其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这种动作，在国民党正想快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爱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蒋在信中进一步指出，“西北问题正是包括国民党要做工作的真意，使他们在实际解除历史上所遗传笼统的怕。”然而，蒋介石的这些话，契切林等苏俄官员是完全听不进去的。这使得蒋介石很不高兴，认为苏方“完全藐视他”。契切林获悉蒋介石“大发雷霆”，11月1日在致函季诺维也夫(Г.Е.Эиновьев)并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转达加拉罕从中国来的建议，要对蒋“多加安抚”。
     苏俄方面对蒋介石送出的代表团“意见书”迟迟未予答复，从解密的苏俄秘密档案中可以知道，当时正在医院养病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在看了代表团的“意见书”后，于11月2日给斯大林和契切林写信说：“我想要提醒孙中山和他的代表，孙中山和代表应该从根本上坚决彻底地树立一个思想，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漫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进而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方面的要求，一律要等到欧洲形势明朗化和中国完成了一定的政治准备之后再议。”托洛茨基当时是苏俄政府军事问题的最高决策者，他是从欧亚革命形势的全局来考虑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中国革命前景的。
     有了托洛茨基的意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于11月11日下午约见蒋介石和代表团一行，对代表的“意见书”作出答复。斯克良斯基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详细讨论了所提出的方案，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孙中山与国民党应集中力量做中国的政治工作，否则，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遭失败。”他援引了十月革命是由于俄共作了长期艰苦的政治工作的准备。蒋介石当即反驳说，我们国民党已经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党认为必须同时进行军事活动。蒋还强调俄中两国进行革命活动的条件不同，工作更加艰难。蒋介石说了很多，但改变不了苏俄的既定方针。
     斯克良斯基继续论述群众政治工作对于革命运动的巨大作用，强调“尽管条件艰苦，国民党仍应在群众中开展革命工作，否则就一事无成。接近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就是中国革命政党的口号。”“近几年必须只做政治工作”。他甚至说，“如若按所提计划那样开启战端，那就意味着冒险，出兵未捷身先死。”大概为了给代表团一个台阶，斯克良斯基说：“在进行政治工作的同时，也可以做些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可派一些中国同志到俄国安排到军事院校学习。总参军事学院可接收三至七人，军事学校可收三十至五十人。”
     企图说服托洛茨基
     蒋介石的失望和不满是不言而喻的。但他还要为“西北军事计划”再作努力。11月19日，他致函托洛茨基说：“此次负国民党使命，代表孙先生来此，要求贵政府于本党所主张西北计划，力予赞助。”信中还尖锐地提出，“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一点，务望注意避免”。
     在蒋介石的要求下，11月27日，在医院的托洛茨基会见了蒋介石一行。托洛茨基态度很友好，说愿意同苏联的朋友谈谈自己真诚的看法。他对代表团说，中国革命首先应该做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长而坚强的政治教育。这就是说，国民党应拿出最大的精力去做宣传工作。他说，一家好的报纸要比一个坏的师强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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