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孙中山向苏联乞援 苏“每年可给200万”(4)
他强调说,“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果断地改变其政治方向。现在应集中力量做政治工作,按照需要把军事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要尽快放弃军事冒险,集中精力去做中国的政治工作。”有备而来的蒋介石当即表示:在中国,各国的帝国主义者残酷镇压任何形式的革命宣传。如果仅开展政治活动而没有军事行动,革命将十分困难。他再一次婉转地表达了代表团的愿望:希望苏俄支持国民党的“西北军事计划”。但托洛茨基却明白地回答说:“广大群众参加解放运动的政治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国民党就可开始军事行动,但不要像代表团提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书’中所说由蒙古出击,而是在中国本土兴师。” 果然是问题的症结在蒙古。而且在托洛茨基与苏俄领导人看来,此时仍属中国的库伦已经不是中国的领土了!蒋介石看到托洛茨基如此明白而坚决的回答,深感失望。只是令人奇怪的是:在他的日记中竟然只字未提对托洛茨基的不满,却在亲笔修改的《年谱》上留下了“其人慷爽活泼,为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等夸赞之语。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会议 蒋介石在莫斯科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1月25日出席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此前,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这次会议就是以这个文件为基础,讨论中国的革命问题。会前,蒋介石会见了会议主席团主席季诺维也夫和与会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 在会议开始的讲话中说:共产国际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担负着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责任,希望特别注意促进东方的革命。他详细讲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内涵和意义,强调说,我们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旗帜,使大多数人民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是我们唯一的敌人。我们相信,经过三五年努力,我们就会凯歌高奏。 接着,与会者科拉罗夫(В.Коларов共产国际总书记)、蔡特金(ClaraZetkin德共创建人之一,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等先后提出了十个问题,蒋当场一一作了解答。主持会议的季诺维也夫说,主席团将有一个专门委员会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共同讨论,提出一个明确的决议案。经过紧张的讨论和修改以后,共产国际以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名义作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11月28日正式通过,交由蒋介石带回中国。 《决议》说:“共产国际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以孙中山博士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纲领———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革命党”。这个决议随即成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基本方针的蓝本。 蒋介石一行于11月29日从莫斯科启程回国,12月15日到达上海。 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和失望 蒋介石赴苏俄此行,前后历时近四个月。他和代表团一行除重点参观考察苏俄的军事单位外,还参观访问了政府机关、工厂、农村,游览了名胜古迹,会见了许多重要领导人,对于俄国共产党、苏维埃制度、苏俄与革命与建设的艰难历程有所了解,对于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尤有较深的体会。国民党中央确认代表团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共产党的森严纪律,遂为日后回国后改组本党创建党军之一大动机。 然而,蒋介石对于“西北军事计划“未能落实,尤其是对于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一案受阻,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和失望,进而对苏俄产生了一些疑问和看法。他在几个月后给廖仲恺的信中说:苏俄“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观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大体反映了他赴苏俄归来的一个重要认识。 蒋介石从苏俄归来后,并没有立即去广州向孙中山作详细汇报,而是将一篇《游俄报告书》寄去广州,自己径直回奉化老家去了。当时孙中山正在紧张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亟需详细了解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真实情况,因而一再催促蒋介石来粤。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返抵广州,向孙中山汇报了代表团的工作及自己的一些疑虑。孙中山认为蒋“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合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勉励他为中俄合作多做有益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通过的宣言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是要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中心(其后还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出席大会的代表中有二十四名是共产党员,约占代表总额的七分之一。孙中山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并载入这次大会的宣言,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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