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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王錱运气不好，咸丰四年(1854)二月初次出兵去打太平军，他就吃了一个大败仗。战场上受挫还不算倒霉，最不幸的是他当时跟曾国藩的湘军同路进兵，而曾国藩也是出师不利。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王錱的失败影响了曾国藩，使湘军第一次出征大损形象。这就给王錱招来了曾国藩的怒气。 那时太平军围攻武昌，派兵南攻岳州，接着南下湘阴，派兵登陆，攻占宁乡。曾国藩亲自带领一万七千人从衡州北上，骆秉章则令王錱率所部北进湘阴。太平军见官军大举北上，自动撤出湘阴和岳州。王錱击败湘阴本地会党后，立马进驻岳州。由于轻敌，他继续挥师北进，打算一口气收复湖北的崇阳与通城。他派出的前锋在羊楼司遇到了太平军南下攻击的大部队，交战之后，湘乡勇稍稍退却。王錱带领主力赶到，将太平军击退，救出了前锋。但此时天色已晚，湘乡勇已经饥疲不堪，太平军主力从四面杀来，使湘乡勇受到重创。太平军当即上船，乘北风向岳州驶进，王錱急忙回军岳州守城。曾国藩的部将邹寿璋告诫王錱，说岳州已是空城一座，没有粮食，无法防守。王錱不听，执意要守。第二天，太平军主力开始攻城，王錱出城迎战，又被太平军击败。 太平军加紧攻城，切断了王錱与曾军的联系。湘乡勇一天没有进食，跟着王錱凭城鏖战，毫无获胜的希望。王錱派人给曾国藩的水师送信，请求他们登岸夹击。但是曾军水师遭到大风破坏，损失了一半实力，已经南撤，无法前来增援。湘乡勇又累又饿，难以坚持抵抗。曾国藩派船来接他们撤走，王錱羞愤交加，打算自刎，被部众簇拥突围而出。这一仗，营官钟近濂、刘恪臣等十几人阵亡，他们都是带兵的书生，王錱的好友。王錱写信给骆秉章自请处分，请求让他收集溃散的士卒，继续投入战斗。骆秉章奏报朝廷，得到批准：“王錱轻进失利，着即革职。该员平素剿贼尚属奋勉，着准其带勇，效力赎罪。”  曾国藩虽然救了王錱，但由于他自己的失利与王錱的失败相重合，他把这次失败看得非常严重，对王錱大加申斥，要给他严厉的处分。多亏骆秉章和左宗棠对这个遭受挫折的年轻人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他加以回护，王錱才得以挺过这个难关。 岳州失利过去不久，曾国藩又打了一个大败仗，这一次却没有王錱参与。咸丰四年四月二日，曾国藩攻打靖港不利，折损了战船与兵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天塔齐布从宁乡增援湘潭，一战而获大捷。王錱此时在湘潭附近，已经收集所部数百人，见到从湘潭败退的太平军向上游逃跑，立即率部截击，歼灭了一些太平军。十天后，骆秉章与曾国藩联衔拜发的奏折中，提到了王錱的两次阻击战，其中写道： 管带湘勇已革升用同知直隶州知州王錱追贼至云湖桥，杀贼四十二名。初六日设伏于鲁家坝，杀贼三百余名，生擒二十余名。 这份奏折最后的定稿人是左宗棠，据说关于王錱战功的这一段，比曾国藩看到的奏稿将王錱的功劳拔高了许多，有把一场小胜仗夸大之嫌。须知这份奏折中报告了曾国藩在靖港的战败，而曾国藩讨厌的王錱却以胜利者的面目在其中出现，令曾国藩颇为不爽。他对左宗棠擅自修改奏稿很有意见，因为左宗棠只是骆秉章的师爷，根本无权向皇帝上奏。他修改奏稿的目的，无疑是出于对王錱的同情和爱护，这就有故意跟曾国藩作对之嫌。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的最初起源。 从此以后，王錱一直独立于曾国藩的湘军体系之外，服从骆秉章的指挥。他与左宗棠成了亲密的朋友。所谓一物降一物，王錱恃才傲物，却乐意听从左宗棠的指导，遵照这位师爷的调遣四出作战，两人始终配合默契。而王錱死后，左宗棠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从师爷转换身份成为统兵大将以后，倚重王錱的兄弟与部属，靠着王錱身后留下的军事遗产“老湘军”(也称“老湘营”)起家，得以立下赫赫的战功。王錱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二个春秋，左宗棠使他生命的意义有所延伸，使他的影响遍及于湘军四十年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