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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的这一面，贾宝玉比不得，另有一人却比得。此人名讳中也有一个“宝”字，他便是金庸的韦小宝。韦小宝是从市井无赖混出来的贵人，朱厚照则是混在贵人堆里的市井无赖，正好相映成趣。只不过，朱厚照身上的流氓气似乎比韦小宝还要根深蒂固，因为韦小宝在这方面的造诣明显得益于自小在扬州妓院和街头的浸润，而长于深宫的朱厚照却属于无师自通，硬是从礼教束缚极严的环境中顽强地生长出种种卑下的脾性来，令严格的正统教育一败涂地。我们看他一生，“远君子，近小人”简直就是一种本能，一切“名门正派”的事物、人物都被他强烈排斥，而所有下三滥、旁门左道、歪门邪道的人和事，他却都怀有天生的亲近感。他那么宠信太监，除因后者乐于顺从和助长他的不良倾向，恐怕背后也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阉宦之流，多来自最底层，身上禀持着最严酷生活现实所赋予的种种极端化习性，尤其是由极度的“饥饿记忆”而形成的求生冲动，这种冲动使他们的为人之道处在一种毫无底线的状态，只要能达到目的，一切不择手段。当时，北京、河北一带，至贫之人走投无路，颇有以自宫求富贵者;《万历野获编》载：“高皇帝律中，擅阉有厉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而畿辅之俗，专借以博富贵。为人父者，忍熏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入选者……朝廷每数年，亦间选二三千人，然仅得什之一耳，聚此数万残形之人于辇毂之侧，他日将有隐忧。”足见风气之盛，亦足见太监群体的来源为何等样人。朱厚照偏与这些人最是气味相投，虽然后者屡屡害他、背叛他，甚至可能要了他的命，都不能帮助他远离此曹，想必是彼此之间从言谈举止到价值观念，都极合拍投缘的缘故。太监之外，朱厚照喜欢的人，要么是粗暴的武夫，要么是妓女、戏子和番僧，尽属鄙陋不文、惯走江湖之辈。所以虽身为皇帝，可细瞧他周遭的环境，与自幼野混的韦小宝并无二致，拿他一生事迹去写武侠小说，叙事空间绝对充裕。  韦小宝的性格形成，与他母亲是妓女有极大关系。不是说妓女的儿子生来下贱，但是母亲的妓女身分，一定把一种生存背景和社会歧视楔入韦小宝的自我意识之中。韦小宝自幼日常接触多是婊子、老鸨、龟奴，以至于他人生理想也是开大妓院。他一边为此受歧视，一边却也很难跳出自己的生活现实，而有更高或别样的人生想象。他为母亲的社会地位而羞恼，但也习惯从这种社会地位的眼光阅世阅人，甚至是刻意表现得甘于沉落以获取自我身分的认同，所以他曾愤愤地说：“做婊子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妈妈在丽春院里赚钱，未必便贱过他妈的木头木脑的沐王府中的郡主。”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一种在怨恨中寻觅自尊，以致以怨报怨、以毒攻毒的心理。 那么，朱厚照呢?我们知道，朱厚照一生最大的悬案，就是他的生母之谜。设若他的亲生母亲真是那个京郊泼皮郑旺之女，设若这个所谓的宫庭秘密只是对外界掩盖得极好，而弘治、张后以及朱厚照本人却完全知晓，那么，朱厚照的心理处境与韦小宝就非常非常近似，而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尤有过之。“郑旺妖言案”爆发，刚好在朱厚照懂事之年，而他继位的当年又第二次复发。可以想象，在两个重要人生时刻，被迫面对生母疑问，任何人都不能不遭受身分迷失的打击。这种迷失，关系到一个人的全部社会归属感，也决定着他对亲情、人性的根本认识。朱厚照出生时是以“皇嫡长子”这一辉煌身分载入史册，并享受臣民的称颂的。如果“妖言案”的结果，证实他实际乃“宫人之子”，就不单将“皇嫡长子”的神话完全打碎，而且一落千丈，从最高贵跌至最低贱。这还不是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宫人之子”较诸后妃所出虽然卑微，但历来也不少见，他父亲朱佑樘就是“宫人之子”。问题是，朱佑樘这一身分得到了确认，成化帝在听说有宫女为他产下这唯一的儿子后，亲自到其母子匿身处将他们迎回。朱厚照则不同;尽管朱佑樘、张氏和朱厚照三方也许都明白相关事实，但他们却共同把它做为一个秘密掩盖起来。这大概首先是张氏的意志，因为关系到她的地位，朱佑樘则屈从了她的意志。但也不能排除其中部分地体现了朱 佑樘自己的意志。朱佑樘本身作为“宫人之子”，自幼命几不保，所遭之罪及内心压抑更难言尽;出于这种恐惧记忆，也出于对儿子的爱，他要掩隐朱厚照低贱出身的愿望，全在情理之中。然而他所忽略的是，这一决定却让朱厚照终生陷于对自己真实身分不能认同的痛苦，并永远发出其真实身分比假定身分低微的暗示。虽然我们毫无证据，但从朱厚照所作所为的心理分析，他的确一直在近乎疯狂地百折不挠地拒绝、逃离以及改变自己的身分，显示了对他公开身分的不耐或难以承受之感受，并用相当程度上的“自贱”“自虐”，来曲折地向“真实身分”回归。 金庸笔下，韦小宝在“妈妈是婊子”的自嘲自虐中，表现出破罐破摔、死猪不怕烫的心态，作为对自卑感的掩饰。朱厚照则置朝臣的诤谏、哭谏、讽谏统统于不顾，任他们说什么，尽情在污泥浊水中撒欢，大有你嗦一次我升级一次、你说这样荒唐我就干更荒唐的给你看之势，分明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犯浑耍泼的同时，他俩也同样幻想着一种英雄梦。这是非传统和非正面意义上的英雄，准确的称谓应该是“豪杰”或“好汉”;他们在三教九流的际会与厮混中脱颖而出，占据强势地位，并以受这类人的拥戴或服膺来证明其力量。自古以来，中国的“江湖社会”本质上就是为韦小宝一类体制内失意者和底层人准备的，作为他们志伸意舒、扬眉吐气的一种管道。表面上，朱厚照不是韦小宝那样的“江湖中人”，与江湖社会更分处两个极端;然而，我们不拘泥于概念的话，却发现豹房里的情形和各色人等，很像江湖，体制内的君臣关系业为江湖式的结义关系所取代。朱厚照曾把追随他的钱宁、江彬等统统收为“义子”，仅正德七年九月，一次就收“义子”一百二十七人，内中有阉奴、市井豪滑、军界强人。可以说朱厚照在豹房之为“义父”，与宋公明在水泊梁山做一百单八好汉的“哥哥”，毫无不同;豹房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一个合法的江湖，而朱厚照则是它的老大。在朱厚照，逃往豹房就是逃往江湖社会，就是在带着皇帝面具的同时得以自由地到体制外世界闯荡、显身扬名并医治心灵创伤。他在这里收获的全然是另一种体验，是作为皇帝无法品尝到的成功感，是如鱼得水、终于忘却自卑的归属感。正德朝的所有大臣，丝毫不懂他们皇帝的内心，真正吃透他的是江彬(在这方面，刘瑾、钱宁的见识终归有限);当其他人只晓得把他当皇帝对待时，江彬却有意识地把他打造成一个大头领，帝王史上的造反者、起义领袖和反潮流英雄，让他拉起自己的队伍，啸聚“山林”(不妨把豹房想象为“忠义堂”)、掠州陷府、养“压寨夫人”。这是一个构思惊人的超大型角色扮演类游戏，就像迷失在大型电玩中的现代少年一样，朱厚照对这角色充满激情以致不辨虚实、假戏真做——他在冬日清凉的阳光下，笔直立在正阳门外，注视他的“俘虏”从眼前走过，那姿态，说明他完全忘记此乃虚妄的一幕，而如此专注地品尝着其间的英雄况味。 有人说“(韦小宝)在失父的状态中，度过了自己貌似幸运实为颟顸的人生”。只须把“父”字换成“母”字，此语即可用于朱厚照。对于韦小宝，父亲缺失，受打击的是母亲这个符号，因为其潜层意味即是“父亲”所象征的“社会”蔑视和排斥作为妓女的母亲，进而，这种蔑视与排斥又自然地传递到他这妓女之子身上。对朱厚照正好颠倒过来，母亲缺失，受打击的是父亲这个符号，虽然他完整而明确地拥有父亲的概念，可这个“父亲”却由于不敢正视自己孩子的真正生母，抑或容忍对后者的抹煞，而陷入人格与道德危机，这种危机最终动摇的是朱厚照的人格与道德。这样，说到底朱厚照内心也是一种对“父亲”的怨恨，是间接的或更加曲折的无父状态。 他们殊途同归。“父亲”的缺失或隐退意味着什么?儒家指斥无君无父之人即如禽兽，这说法并非过时的迂腐之论。“父亲”不仅仅是具体的某人，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秩序与准则的象征。从人类文化学角度看，对“父亲”的认知，与国家、法制等社会理性的形成同时，是人告别原始和动物性(自然、无序)而走入文明的开端，这一基石至今未变。不单古代，即便今日，世俗生活中的缺父状态，也几乎总是造就反社会、边缘化的个人。韦小宝和朱厚照流氓性格的根源就在于此。 评价朱厚照，有或简或繁的两种角度。  简化的角度，如正史那样，只把他作为一个皇帝论其功过——这样，结论自然明确而单向，无非近群小，”“冠履之分荡然”，“朝纲紊乱”，“至重后人之议”一类，基本是否定的。这种评价既合乎事实，也是必要的，朱厚照应当为其作为皇帝犯下的罪愆接受指责。不过，我们说它还算中肯，却并不表示它很周全。如果仅仅从这种角度评价，我们明显发现朱厚照的特殊性、个异性被抹煞了，只剩下昏君的共性，成为古代层出不穷的昏君之一员。其实，他远比昏君复杂有趣。 此人一生，上演了绝大的喜剧，乃至闹剧，其中固然有极权的作用，却显非仅仅以此所可解释者;他的个性，他内心世界的不均衡性、破损性，他人格发育上的障碍，他理想与现实、 禀性与角色之间的冲突……这些都大大超出政治层面之外，而亟宜加以人文的剖视。如果说，金庸以韦小宝写出了武侠小说的反英雄形象，朱厚照则是以一生的行事塑造了皇帝中的反皇帝形象。这个从政治历史角度三言两语就可以搞定的“简单人物”，从文艺眼光看其实却是个相当可爱的家伙，浑身是戏，我一直在幻想有朝一日周星驰把此人搬上银幕，并预感他们的组合将是一个绝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