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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资政院议员，还是封疆大吏，甚至两位“皇叔”，他们的有关建议全被否定。如果朝廷在十个月前，即1911年1月能接受、采纳他们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取消皇族内阁，承认其“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8日，皇族内阁甫一成立，就遭到“天下人”痛责，使真正决定王朝存亡的士绅阶层愤怒异常，对其抱有一线希望者也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而且，立宪派最上层少数领导仍不放弃最后希望，仍想走相互妥协的改革之路。6月6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代表决定妥协让步，认可皇族成员违反规定任内阁阁员，但反对皇族充当内阁总理大臣，希望朝廷也妥让一步，将此议呈请都察院代奏，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然而，当时朝廷却置之不理，反而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斥责联合会议论渐进嚣张，干预君上大权。如果三个月前的7月5日就能妥协，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承认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但就在五个多月前的5月9日，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颁谕宣布“铁路国有”时就知道会遇到激烈抨击、反对，尤其是立宪派、绅商的激烈抨击、反对，所以谕旨中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此举必然激起民众强烈反对，清廷却下严旨晓谕商民“如再不服约束，格杀勿论”。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顺应民情，不仅代川民上奏，并且自上密折请朝廷改变决定，将始作俑者、邮传大臣盛宣怀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同时请朝廷治自己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然而，清廷大怒，将尽职尽忠的王人文调离，并令其进京候讯，准备治罪。  8月初，新任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到任，深感解决川民“保路”风潮只能府顺舆情，也上奏朝廷请求改变决定，甚至在9月1日联合成都将军玉昆及各司道奏劾盛宣怀与民争路酿变，也要求将盛治罪。但第二天清廷却传旨命令赵尔丰严厉镇压保路民众，如果养痈贻患，定将其治罪。同时，朝廷已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入川查办。在这种情势下，赵尔丰转尔血腥镇压保路民众，最终直接引发武昌起义。结果，为平息事，朝廷不得不于10月26日下令将一切责任完全推给盛宣怀：“铁路国有本系朝廷体恤商民政策，乃盛宣怀不能仰承德意，办理诸多不善，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邮传大臣盛宣怀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此时在《实行宪政谕》中，不得不再次承认自己“路事蒙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不得不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其实，王人文、赵尔丰、玉昆都是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对朝廷忠心耿耿，对四川民怨沸腾有真切体会，然而连他们的建议朝廷不仅完全听不进去，还要将其治罪，结果就不必多说了。如果清廷早几个月听从王人文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或者一个多月前，仅仅一个多月，听从赵尔丰的建议改变决策，将盛宣怀治罪，结果或许不一样。 (三) 正如严复所说，“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此四道谕旨颁下后，未起任何作用。就在10月30日当天，革命党和新军在昆明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11月3日，贵州、浙江、上海的革命党和立宪派发动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公布《择期颁布君主立宪重要信条折》，即所谓“十九信条”，完全接受了当初立宪派提出的条件，体现了英国式“虚君共和”内阁制。但这种局面下，“十九信条”没有、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革命仍在继续。11月5日，江苏宣布“反正”，四川革命党起义;这一天，清廷急忙颁布《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104页)许诺“所有此次党人均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藉以养成人才，收作国家之用”。其实，此谕完全多余，此前颁布的《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已含此内容，此时颁布此谕，只是向革命党人做出最大妥协的一种姿态、甚至可说是一种体面投降，企盼能平息事态。但是，革命还在继续。11月7日，广西、安徽宣布独立。8日，福州革命党与新军起义。9日，广州宣布独立;同一天，清廷万般无奈答应袁世凯提出的种种条件，颁布《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601页)授命袁世凯组阁。此时，清王朝只能任人摆布、由袁世凯与革命者来决定其命运了。 现在颇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过激，打断了晚清的“立宪”。其实，是清廷自己断送了“立宪”，许多历史的“节点”被浪费后，它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最后时刻或有一线希望，但立宪派的要求被断然拒绝，锡良、赵尔丰这一干封疆大吏的恳求被否决，连载洵、载涛两位皇叔的意见都不被采纳时，清廷确是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