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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六日，中和乐太监王全兴点名未到，上头报逃走;十九日，奴才魏成禄谨奏，档案房首领报到，奴才处今有本处太监丁春广于五月十七日无故初次逃走，应交内务府派番役拿获，谨此奏闻;二十五日，内学太监王广和上头点名未到，报逃走。(《集成》第48册，25833页) 七月初三日，奴才魏成禄谨奏内学首领报到，奴才处今有本学太监任得庆于七月初一日无故初次逃走，应交内务府派番役拿获，谨此奏闻。(《集成》第48册，25835页) 九月十五日，奴才魏成禄谨奏，中和乐首领报到，奴才处今有本处太监刘长庆于九月十三日逃走，谨此奏闻。(《集成》第48册，25848页) 十一月十七日，奴才狄盛宝谨奏，内学首领报到，奴才处今有太监吴连明于十一月十六日逃走，谨此奏闻。(《集成》第48册，25850页)  按照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说法，大多数太监收入很少，“如果犯了过失撵了出去，那就惟有乞讨和饿死的一条路了。”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太监逃亡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清亡国让他们觉得前途无望。“优待条件”第三款写着，“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我的前半生》中说，“这时太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太监们纷纷传说，到了颐和园之后，大伙全都活不成。”(《我的前半生》，51页) 如前所述，发现太监逃亡，一开始除了上报之外，还要让内务府派人去缉拿。后来，由于逃亡的越来越多，加上可能走了之后也抓不回来了，慢慢就变成报告一下了事。 类似太监逃亡的记载，从宣统四年到宣统十五年的升平署档案里时有出现，“宣统五年正月十五日，奴才狄盛宝谨奏，内学首领报到奴才处，今有本处太监刘天福于正月十三日逃走，谨此奏闻。”、“宣统十四年知日记簿记载，十一月十二日，又本处写字人伊精阿抗传不到，革去钱粮”。 根据档案，从溥仪逊位到搬出紫禁城这十多年间，升平署太监(包括总管、首领、官职太监和普通太监)的人数逐年减少———宣统二年正月时为100名;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时为95名;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82名;六年十二月时急剧减少为57名;七年十二月时为50人;八年十二月时为44人;十四年是溥仪大婚之年，升平署差事大增，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增加人数，十二月的统计人数为28名;宣统十五年十一月统计时，只剩下11名。(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其实，不仅升平署，整个紫禁城，太监的数量也是在逐年减少。根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在他十六岁以后(即宣统十三年、1921年之后)，曾将除了太妃、皇后宫中之外的太监全部遣散，人数从原来的1000多人减为200多人。昔日前呼后拥的皇帝，开始领略“庭前冷落鞍马稀”的滋味。 困顿：太监月例发放不及时 溥仪逊位居住在紫禁城期间，太监的月例发放开始不及时。宫中的规矩，一般是每月初一、初二日递敬事房月例单，十一、十二日领。根据“知会档”的记载，从宣统七年三月开始，月例发放变得不准时。以宣统七年的月例发放为例： 三月初九日知会三处首领，三月初九日敬事房传旨，十二日月例再听传，为此知会(《集成》第49册，25992页); 五月初十日知会三处首领，敬事房传旨，十二日月例再听传(第49册，25994页); 六月的月例也是再听传;九月、十一月、十二月的月例，均为再听传。 而当年《恩赏日记档》中“三月十八日领月例”、“六月初五日领五月十二日月例”、“六月二十八日领十二日月例”、“九月二十八日领十二日月例”、“十一月二十一日敬事房领月例”、“十二月二十三日领月例”等记载，也印证了“知会档”所言非虚。 月例发放不规律的情况，从此一直持续。即便是溥仪大婚的宣统十四年，根据《知会日记簿》记载，当年的月例没有一个月是按时发放的，十二个月都是“敬事房传旨，十二日月例再听传”。不过，一般能拖一到两个月再补发，没有拖欠不给的现象。 溥仪裁撤太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怕太监偷东西。不过，从紫禁城经济紧张以致延发月例的事实来看，裁撤太监是不是也有减轻财政负担的考虑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