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真相是人的本能” 张庆洲展开这场艰苦调查的直接动力来自一个神秘电话。 1996年,张庆洲描写唐山地震的长篇小说《震城》出版。此后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用沙哑的男低音对他说,唐山大地震事前曾被预报出来。这个神秘致电者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却给张庆洲提供了进一步调查此事的线索——你可以去找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宸。 “寻求真相是人的本能。”此后,张庆洲从探访杨友宸开始,一步步接近事件的核心。 杨友宸告诉张庆洲,1968年,唐山市防震工作上马时就他一个人。上任后他就着手建立地震监测网。几年之内,他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个监测点每天向他报数据。他当时虽然没有被任命,但却是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实际负责人。 这些监测点绝非凑数。各厂矿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地质院校的本科生。学校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教物理化学的老师,也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不仅懂业务,而且极为负责。除马希融,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乐亭城关中学(“文革”中称乐亭红卫中学)侯世钧老师等一批监测者都发出了相当准确的临震预报。 张庆洲对记者说,杨友宸从1968年起抓地震预报,在唐山铺了一张巨大的地震监测网,从不敢眨一下眼。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看就要抓到这次大地震了,可不知什么原因,组织上却突然通知杨友宸去干校劳动。在大地震即将爆发的当口,杨友宸被迫离开了至关重要的地震预测岗位,只剩下两个业务不熟的人值班。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张庆洲分析指出,杨友宸是这个监测网的关键人物。他所采访的众多当事人都表示,杨友宸不仅极为负责,而且敢说话。如果当时杨友宸在唐山,面对如此众多的临震预报,一定会跑去找市长,找书记,地震预报一定被他嚷嚷出去了。几乎每个唐山地震监测点的人提到这事都扼腕叹息。 地震预测遭到的漠视,使唐山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也给张庆洲一家造成了灾难和痛苦。1976年7月28日,张庆洲的大姐在地震中遇难。当时,大姐一只脚被楼板卡住了,余震不断。为获一线生机,大姐夫几乎是被大姐逼着,从废墟中扒出一把锯,在没有任何麻醉条件下把脚锯了下来。后来大姐因失血过多而死。那些日子,唐山人相互见面头一句话就问:“你家死了几口?” 正是这种撕心裂肺、永远无法弥合的痛苦,使张庆洲在调查遇到阻力的时候坚持了下来。 “如果说,杨友宸被临时调离使唐山的群防群测工作遭到致命打击的话,那么,在中央一级地震专业部门发生的地震方位的‘东西之争’,就成为漏报地震更加重要的因素了。”张庆洲如是说。 据汪成民回忆,1975年1月,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专家对我国东部1975年、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分析预报室的权威们认为,中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今后一两年,主要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震。以汪成民为代表的一些青年专家则反对忽视东部的看法。1976年5月,云南发生了7.4级地震,结果使权威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原先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是正确的。从此,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 “深入唐山大地震这个事件的内部,像进入了一个磁场,在错综复杂的矿脉之中,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张庆洲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