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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将好多事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他说你是个土包子，你不会照相，我告诉你怎么照。他说：“你把脚站好与肩同宽，然后一个手背在后面，你左手背后面，右手放下来。哎，这样看着挺好的。你站好，我给你照。” 记者：您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幸存者和幸运者，为什么? 王恩田：我这个人吧，人家都说是幸存者，其实，我还是一个幸存者。幸存者就是我能活到现在，就是幸存了;幸运就是我们能遇到这么一个好领导，在生活上、政治上、思想上都是靠着他领着走过来的。他不是天天领着你，但是他的思想对你影响很大。像我，如果不是他当旅长，是别人当旅长，我以后的发展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  有一本叫做《荒煤散文选》的书里面写过一篇文章，有我那么一小段，在那里面写我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我的家庭是一个基督教家庭。1939年2月10号，我们在平原打了一仗，我就为这件事祷告，我说旅长啊是除魔鬼的英雄，日本鬼子是魔鬼。因为在我们县城，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参军是因为没有家了，日本人去一次杀一次，我们县城有万把人，日本鬼子第一天进城就杀了我们1070多人。 我就祷告这么一次，我那些小同乡们就到处嚷，王恩田为陈旅长祷告了。宣传队长就挺不痛快的，他跟分队长就找我谈话，说我们宣传队是宣传马列主义，这是共产党的宣传队，他给我扣了一堆帽子，我那个时候也糊涂，什么唯心论，唯物论啊，我那时候也不太清楚。 记者：当时宣传队长把您调离了宣传队，旅长陈赓不同意又把您调回宣传队?他为什么这么做? 王恩田：陈赓把我带到政治部主任苏精诚那儿，说王恩田只是信教问题，怎么能把他调走呢?宣传队长说：“他调皮得很，说他也不听。”陈赓说思想上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教育过来的，你慢慢地教育嘛。 1943年的1月，陈赓知道我入党了，高兴得把我的肩膀都拍疼了。 那年七八月份我们就搬到宋家庄了，陈荒煤来采访，写完了以后，要让队长过过目，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有变化，说王恩田进步很大。陈赓给陈荒煤说，我死了，这些小鬼会哭我;但是他给我们说，你们这些小鬼走了的话，我会大哭一场的。我们离开他，他会大哭一场的;他走了，我们也会大哭一场的。我不是大哭了一场两场，我只要想起陈大将，想起他，我就克制不住。 记者：陈赓和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他特别喜欢孩子? 王恩田：他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儿子，你说感情能不好吗?因为那个时候他爱人王根英刚逝世没多久，有时候他说我那个孩子说不定就在上海当童工呢，流浪儿，你们多幸福啊。有时候他会拧拧我们的耳朵，说叫一个，叫一个，叫个好听的，叫个干爸爸。他就抱着你，拉着你，有时候贴贴脸。他那个胡子很厉害的，贴贴脸，蹭蹭脸，我们说，你胡子多，杀鬼子也多，他高兴了就说，对!我胡子多，杀鬼子也多。 只要他在我们中间，说实在的，我们就感觉有依靠。他是1941年11月调到总队当司令的，宣传队不是整个带过去，基本上要分成两半。分开的时候他说，我在中队工作，你们还在三八六旅，我只能带一些大的。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行了，那个脸上看得很清楚，要流泪了，我们是一听到这个就呜呜的，都哭了。这以后怎么办呢，他一说要走，我们哭，他也哭…… 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一群曾经住在灵境胡同41号的孩子们回到这里聚会(当时陈赓的夫人傅涯还住在那里)，如今他们都已是50多岁的人了。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家庭，宋勤、宋平是宋任穷的子女，陆放、卢国梅、董芳的父母也都是陈赓的战友或朋友。上世纪50年代，他们在远离父母的时候，先后走进了这个他们都称之为家的地方。 陆放：整天上房、掏鸟、给猫灌酒，这地方可以造反，什么都干。 宋勤：我们喜欢他，就叫胡子爸爸，傅涯阿姨没胡子，但是是他夫人，我们就叫她胡子妈妈。 孩子们口中的胡子爸爸陈赓与胡子妈妈傅涯是在1943年结婚的，他们相濡以沫，共同撑起一个幸福的七口之家，再加上战友和朋友们的孩子，灵境胡同41号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陈赓无论到哪儿，心中总是挂念着妻儿，他与妻子相约，每到一地或每隔半月都要写信，他从来没有让妻子失望过。 卢国梅：他像一个慈父，但又比慈父更容易沟通，我特别怀念他。(声音哽咽) 1961年3月16日，年仅58岁的陈赓因病逝世。说到陈赓的离去，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哭了…… 他们常回来聚一聚，因为这里曾是童年肆无忌惮地释放快乐的地方，他们精心收藏起的记忆，在这儿又有了生命。 陈知建：这个地方马上就要没了，搬迁了、改造了，现在让我哥哥(陈知非)把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的样子画出来了，我们的感情就寄托在那幅画上，每一块砖、每一块瓦我都记得清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