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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说《延安日记》。虽然这本书是在中苏决裂的大背景下诞生的，该书的实际编撰者尤里·弗拉索夫在后来也承认，这部《延安日记》是一部奉苏共中央反华需要而编撰的作品，但笔者也不敢就此完全否认《延安日记》所说的史料就一定都是假的，就是完全不可信的。 在延安当时的环境中，弗拉基米洛夫很难写出竭力批评中共领导人的“日记”，但这部“日记”最大的Bug在于日记内容与史实的矛盾实在是太多太多。比如弗拉基米洛夫在陕北向毛泽东直接质问鸦片问题，邓小平作了回答的那一段，日记的日期为1942年8月2日，但此时邓小平已被任命为中共太行分局书记，他应该在太行山上，而不是在陕北。另外，像359旅在大生产运动之前的30年代就在南泥湾收获鸦片、鸦片加工总厂设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湖南茶陵……之类的错误，那就更多。 总而言之，《延安日记》中的内容与历史事实有严重矛盾之处实在太多，结合这部著作出版的历史背景，该作品的原始史料地位就非常值得质疑了。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其次是《谢觉哉日记》中关于特货的说法。碰巧笔者手头有一套1982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谢觉哉日记》，网络上日记关于“特货”的记载的确属实，因此笔者对这几段日记进行一下上下文分析。 “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而不知他的责任是在推销黑白二物以弥补财政上赤字。”(1944年1月18日)与“在座谈会上听到的趣语：……'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货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 这两天的日记均是在描述谢觉哉本人对于边区经济问题的看法，两天的日记全段提到“特货”与“黑白二物”仅有这这几段话。虽然对于“特货”究竟是个什么产品学界尚未有一致定论(有说“特货”指代当地特产盐)，但即便我们假设“特货”与“黑白二物”中的“黑物”都指代鸦片，那也只能如我上文所说，证明鸦片的作用是作为硬通货用来平衡边区财政赤字，无法证明共产党八路军存在大规模种植鸦片的行为;而3月12日的日记则可以理解为是座谈会参会人士对于硬通货与货币关系的一种忧虑。 至于1944年3月14日的日记中提到的：“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这段日记主要说的是领导的方式问题。在1943年，边区曾有人提出是否实行“特货内销”，但这一问题迅速引发争议，最终遭到了否决。日记中提到的“特货内销”一事理应就是1943年“特货内销”问题的讨论。结合该段日记的主旨内容，3月14日的日记自然就不能用来作为共产党八路军存在大规模种植、贩卖鸦片的证据。 此外，《谢觉哉日记》多次、多天都明文提到禁毒问题，但这些记载却被一些学者给选择性无视了。笔者现摘录一段： 1943年6月6日 拟给各分区各县(市)政府禁绝吃烟指示：各专员公署、各县政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