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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刘文典家人的总结固然在理，但意犹未尽。如果延展开来，刘文典的命运可谓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缩影，同时也暴露出中国文人的三处“七寸”短板——先于文革，在反右时期就被拿捏了。 一怕断粮。三十年代的刘文典，工作自己找，可以“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即使被本单位开除了，也不愁没地方接受继续工作，所以他能够在校“不畏强权”;但五十年代的刘文典，工作都是政府统一安排，组织安排什么你干什么，本校开除你就等于全国没你容身之地，口粮就彻底没地方领了。你怎么还敢跟领导“斗气”?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二怕断头。因言获罪在历代都是常景，但动辄入狱杀头则属于“非常时代”，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可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的预演。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文人即便不是很“过分发牢骚”，就因为一句话成为“现行反革命”掉脑袋的风险相当存在，“放言的成本”要比过去高数十倍，所以“自古胆子都是统治者给的文人”，便噤若寒蝉了。 三怕侮辱刑。这个是最厉害，也是最折磨人的。 尽管中国文人大多胆小怕事，但有些也是很有气节的，他们一不怕死，二不怕饿，他们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可以“视死如归”，但却对人格和精神折磨的侮辱难以忍受。刘文典遭遇的反右从整风运动开始，动辄“脱裤子、割尾巴”，由亲人同事战友伙伴检举揭发，一把把刺刀扎到了人的心灵深处。刘文典这样把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文人，情何以堪? 刘文典“准自杀”八年后，文革降临，“畏罪自杀”的人越来越多，自杀者大多是文人。文革结束后，连原文化部长、样板戏的创作者于会泳、这样在文革中风光无限的文化人也“畏罪自杀”了。因为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被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他写了近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请求“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谈一次话”，结果得到“组长没时间”答复，深感会遭到昔日被整人同样待遇，于是将自己刷牙杯中的“来苏水”喝了下去。他不知道，三中全会后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比起他所处的文革，已经渐趋文明，依他的作为，不至于死，甚至牢狱之灾也未可及…… 敢踢蒋介石的刘文典也好，创作现代京剧的于会泳也罢，虽然他们不是一股道上的文人，但同样带着对“非人道待遇”的恐惧而离开人世。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会离人性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如果时代作美，他们或都有成为大师的可能，留下更传奇的佳话，但是，那终需一个文明的人性的制度环境，使每个置身其中的人免于恐惧而非无尊严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