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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他的学生是很爱护很关照的。陶光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学生，1947年陶光到云大教书后，和我们家关系很密切，时常约我父亲去看滇戏。就在看滇戏的过程中，陶光认识了滇戏名伶耐梅，并对其渐生好感，要跟耐梅结婚，父亲没有反对，还帮忙成全。当时耐梅惹上了戏班子里的黑道势力，怕结婚当天出什么事，父亲就特地把庾晋侯请去了，当时庾晋侯在昆明有一定的威望。婚宴就摆在商务酒店，当天平安无事。陶光和耐梅结婚的第一天住在酒店，第二天没有地方住了，父亲就向孙乐斋租了一间房子给他们。 吴进仁比陶光晚一辈，那个时候好像他大学还没毕业，经常来家里向父亲请教问题。记得在“九九整肃”的时候，吴进仁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被冤枉，被抓了关起来。父亲得知这一消息，马上跑去警备司令部，说这是他的学生，警备司令部的人还是比较尊重父亲的，给父亲行礼，立马就放了吴进仁。解放后，父亲还帮吴进仁和孙乐斋先生的二女儿撮合，由我母亲做媒，两人成了婚，婚后还生了一个女儿。  1954年，全国开展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在云大的批判会上，父亲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胡适两个字，他觉得胡适是他非常要好的信得过的朋友。刘师培过世后，是父亲把他的灵柩送回家乡的。当时刘师培出于某些原因，名声有点不好，过世了大家好像也无动于衷。父亲租了一条船，把他的灵柩放在上面，亲自从江苏这边把他送回家安葬。 父亲对于学问是很严谨的。听母亲说，父亲大多是晚上做学问，从晚上9点钟后开始，做到天亮以后才睡觉。中午我母亲做好饭，把父亲叫起来，他还是迷迷糊糊的。那时在大学都是以学术立足，一位教授如果在学术方面没有什么成就，是会被别人非议的。一个毛头小伙子做点翻译或写点感受之类的，难登大雅之堂，必须要有一两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才行。压力成了动力，父亲就拼了命地做学问，还曾经为了一种资料专门跑到日本去。 很多人说父亲狂，我觉得叫作自信或许更确切些。父亲的《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都在台湾出版了，并且多次再版。中华书局及其他出版社也在出版。知名大学的图书馆都藏有父亲的这两部书。只要是研究《淮南子》和《庄子》的学者，都会把父亲的这两部书作为必备的参考书。 解放以后，父亲看到中国人扬眉吐气，看到中国大地一片欣欣向荣，加之他又参加了政协会议，对于研究学问更是兴致盎然。当时云大在王九龄故居里专门给他备了一间工作室，父亲潜心撰写整理《杜甫年谱》和《王子安集校注》。可是初稿刚刚出来，政治运动便扑面而来。父亲白天挨批斗，晚上写交代材料，残酷的精神折磨严重摧残了父亲的身体。在这样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之下，父亲最终没能撑下去，1958年7月便与世长辞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