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介石坚持赞誉方先觉为“当代军人之楷模”，令国人相当迷惑 遗憾之余，令时人更感疑惑的是，方先觉从日占区逃回重庆后，蒋介石及军令部对其非但没有处罚，反而一再嘉奖，乃至誉其为“当代军人之楷模”。 究其原因，与国民政府当日在盟国中所处之尴尬地位有很大关系。当时，不独英国一再诋毁中国所起到的抗日作用，美国亦对国民政府的抵抗能力失去信心，一再要求蒋介石将中国军队指挥权交予史迪威。为证明中国抗日之决心及中国军队之战斗力，蒋介石对衡阳保卫战极为看重，且不遗余力进行国际宣传。譬如，当其“收到”方先觉等发誓“以一死报党国”的所谓“最后一电”后，立即指示发表，尽量扩大影响。 其实这个“最后一电”，颇为可疑。首先，电文没有按正常程序通过军令部，而直接发到了蒋介石的侍从室；其次，包括蒋介石等军政高层在内，至今无人见过电文原件。退一步说，即使这个“最后一电”确为方先觉所发，在衡阳战局不明的情况，贸然将其发表，也欠妥当。如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所言，此电一旦发表，“万一方等被俘后有不名誉情事,岂不遗笑于人。” 徐永昌竟一语成谶。电文发表后次日，方先觉投敌的消息就相继传来。徐永昌在日记中说，“二厅报告,收敌广播,述方先觉率师长等举白旗投降经过”，后又“据由衡阳逃出工人述,该军曾举出大的白旗派官长向敌讲条件,不允,又经炮击,乃降云云”。方先觉投敌一事已然确凿，但蒋介石为维护早先的宣传口径，只能无视事实，下令反驳。 其后，中国报刊遂统一口径，对方先觉投敌之事一概不予承认。至12月周庆祥、方先觉等衡阳守将先后逃回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仍赞誉这些人是“力竭被俘”，方先觉“脱敌囚而回到重庆”，“没失掉中华军人的节操”。 至于如何处理归来的方先觉等人，军令部主张不再任用。但蒋介石出于将方先觉形象维护到底的目的，直接任命其为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以堵塞衡阳守将投降日军的“谣言”。 只是这种近乎自欺欺人的做法，并未能阻止“方先觉投敌”这一事实的传播。如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曾在一次会议上，指责蒋介石“功罪不分”：“若认为方先觉守城有功，则赏之尚轻；如认为降敌有罪，则不应该不罚。” 在方先觉一事上，蒋介石如此“不理性”，有其必然性。国民政府抗战的总体方略是“苦撑待变”，但若无盟国援助，中国势必无法单独支撑战局。在既不能失去美国信任，又不能让出军队指挥权的情况下，蒋介石惟有希冀方先觉在衡阳击败日军，显示国军实力；蒋氏发表所谓的“方先觉最后一电”，或许亦有代立遗嘱，暗示兼勒令方先觉必须战死之用心。但结局没有按照脚本上演，蒋介石亦只能罔顾事实，继续赞誉降日归来的方先觉，乃“当代军人之楷模”。其无奈与尴尬，自可想而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