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介石迫张学良下野 一九三三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侵略计划，开始向热河进攻。一月六日，日本军进攻山海关，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是为长城抗战的开始。 日军进攻热河的计划是：（一）由绥中沿北宁铁道向山海关正面进攻；（二）由朝阳、凌源、平泉之线进攻；（三）由开鲁向赤峰进攻；（四）由林西向多伦进攻。（三）、（四）各路皆会师承德，然后再分兵进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既放弃了东三省，犹冀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南京国民党中央同日本交涉。山海关的炮声响了，他知道再不抵抗，连热河、河北都保不住，就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开始进入热河布防。那时他名义上是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以下简称北平军分会）的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仍是蒋介石），可以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军队如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在一九三○年内战的时候，都是由于他帮助蒋介石而致失败的，他怕阎、冯宿怨未消，不听指挥，不肯协助。单独东北军抗战是无把握的，他唯一的办法还是求援于蒋介石。 蒋介石却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引诱两广参加“剿共”的阴谋。这年一月二十一日，他叫我同训练副监徐景唐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等商量，要两广出兵江西帮助“围剿”，他好抽调中央军北上抗日。在此稍前的时候，陈济棠驻沪代表杨德昭曾经谈过：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则广东愿意负江西“剿匪”的责任。蒋介石就抓住这个机会，使两广军队到江西参加“剿共”。不料陈济棠揭破了他的阴谋，同时也暴露了陈自己的抗日的假面具。我和徐景唐到了广州，陈召开军事会议，所有两广的高级将领及高级党政人员都参加。他们表面上不肯说不出兵，而是用要求军费和要求械弹来拒绝。陈次日邀我单独到他家里谈话，他说：“季宽，我们是十几年共过患难的老朋友，我们要讲真心话。老蒋要我出兵江西，系唔系（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的军队钳着，好抽出他的军队来搞我们呀？我想一定是的，他的抗战是假的。你睇（看）系唔系口罗？”我笑笑不答，也就是表示同意他的看法。他又说：“不但日军占领北平，就是占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到江西。”我回到南京把这种情形向蒋介石报告了。蒋就以此为借口，仅调尚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刘戡的八十三师北上，敷衍张学良。其实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还多，如胡宗南的第一师，驻在河南闲着没事。我当时在报上发表两广团结抗战，都是一些鬼话。 二月下旬的某日，蒋介石召见了我，要我去当北平军分会参谋团参谋长。我说：“我与汉卿（张学良号）未曾见过面、处过事，而且军事也非我所长，恐怕将来要误事。还请委座（指蒋）另行考虑吧。”其实我心里对参加抗战是愿意的，但我以内政部部长的地位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心里总有些不愿意。蒋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北平军分会仍然是我的名义，你就是我的参谋长；而且敬之（何应钦号）同去，他以后要在那里主持，你不但要在军事上帮帮敬之的忙，尤其在政治上要帮帮他。”我知道他已决心要张学良下野，由何应钦来代替；我和何应钦还合得来，就答应了。 接着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军政部厅长王伦、参谋部厅长熊斌、还有宋子文的朋友银行家胡六（胡筠庄）的老婆胡六嫂，一行人浩浩荡荡专车北上。表面上看，好似南京国民党中央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内容却各有各的作用。宋子文表面上似乎是作财政上的支援，其实是用来对张学良说私话，并为他出国作布置；此外还走一些英美外交路线，不久就回去了。何应钦表面上似乎是作军政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罗文干则是要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看看风色，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摸摸底；不久也回去了，由次长刘崇杰代替。我虽然是参谋长，但主要是供以后各方面政治上的奔走，因为蒋认为我还有些“肆应”之才，可以做“安内”的工作。专车到了徐州，不敢经天津到达北平，恐怕天津的日本兵知道了出来为难。其实日本人对这些人去北平，是欢迎的。专车由徐州转陇海路经郑州，再转平汉路北段到北平西站下车。大约是二月二十八日的早晨，张学良并没有到站迎接，因为他还在黑甜乡里起不来，派人招待。我同何应钦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宋子文另有他的秘密住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