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日下午两点多钟，我同何应钦去顺承王府（即现在全国政协秘书处）拜访张学良，听取前方的情况。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他把热河及山海关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那时听他的口气，对战局好象还有把握。坐谈久了，他就要到里面去打吗啡针。这是我第一次和这位“少帅”见面的情形。我们每日下午都得到那里商谈，我心里想：这样的情况怎能长久相处下去。闲了没事，也和一些北平上层人士接触，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恐怕要误了国家大事。 日军于二月二十四日向热河进攻，先后占领了开鲁、凌南以东各地，继续向赤峰、建平、凌源等地进攻。热河主席汤玉麟闻赤峰、建平、凌源等地失守消息，即在承德作撤退准备：先把所有的汽车装载他私人的财产，向古北口撤退，因而影响了前方的士气。号称险要的平泉以北承德以东的黄土梁子主要阵地也自动放弃不守。日军既占领黄土梁子，即分兵两路：以一部南向平泉攻喜峰口，以主力西向承德攻古北口。日军于三月四日占领承德，汤玉麟已于早一日退逃滦平。 张学良闻讯大为震惊，当即下令通缉汤玉麟。张学良那时对我们曾作出要亲率王以哲等军去恢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拼到底的豪语，但迫于舆论，不得不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 驻在南昌专心致力进行“围剿”红军的蒋介石，知道热河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即于三月六日乘飞机到汉口，改乘火车到石家庄，宋子文也同来。何应钦和我接到电报后，就先到石家庄去迎候，同行的还有山西阎锡山的代表徐永昌。蒋介石在车上召见了我们，听我们把情况报告之后，问我们对于张学良辞职的意见。蒋介石在南京早已决定要何应钦来取张学良而代之的，现在为什么还要问呢？因为对于东北军的底子还没有摸清楚，还有些顾虑。我们说：第一、如果还让张学良干下去，不但全国舆论不满，而且北方军队如山西阎锡山的军队，西北军宋哲元的部队，以及商震、孙殿英等部队都会不服。我们以后就指望这些军队继续抗战，中央军是不能多调出来的。第二、张学良虽有亲率未曾作战的东北军去收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拼到底的表示，但以他的精神体力是做不到的；而且拼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第三、即使准张学良辞职下野，东北军也不会有什么顾虑。蒋介石根据我们的报告，就决心准张学良辞职下野，由何应钦来接替。 张学良知道蒋介石来石家庄，也打电报去，想和何应钦等一同去石家庄迎候。但蒋介石还没有得到何应钦和我的报告，主意没有打定之前，不便就与他见面，就复电说：“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不必就来，有必要时再约地见面。”蒋介石同我们见面商量的次日，就约张学良到保定见面。张学良先到车站迎候，蒋介石后到，在蒋介石的专车上见面，仅有宋子文一人在座。何应钦和我在另一专车上，没有参加，怎样谈的，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会谈仅仅个把钟头，张学良就很颓丧地辞了出来。蒋介石走后，我们和张学良各乘各的专车回北平。次日张学良就发出辞职下野的通电，不日离开北平到上海去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