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五原誓师与西安解围 1926年1月1日，冯玉祥通电宣布下野后，于3月20日起程赴苏联考察。4月间在蒙古库伦经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5月9日，冯玉祥一行抵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在苏考察期间，冯玉祥会见了一些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参观了机关、工厂、学校和军事设施，访问了工人和士兵，同时还注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对冯玉祥积极地进行了帮助。刘伯坚以华人协会等团体代表的身份会见了冯玉祥，并应冯的请求介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与冯见面。蔡与冯及其随行人员进行了3天的谈话，并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使冯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国民革命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6月间，冯玉祥派刘骥、李鸣钟为全权代表由莫斯科去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接洽国民军入党手续及共同革命的计划。刘骥于7月中旬到达广州后，通过协商与谭延闿、徐谦、宋子文、孙科等达成了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一、冯玉祥统率所部国民军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二、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此后不久，8月23日，冯玉祥被任命为国民军的国民党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后，7月间，李大钊约请于右任去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冯于是着手准备回国。苏联政府对冯回国参加北伐战争给予大力支持。除应冯的请求派来乌斯曼诺夫等军事顾问外，并调拨了大量的军械弹药。 8月17日，冯玉祥离莫斯科回国。乌斯曼诺夫、刘伯坚等同行。刘向冯提出了一些建议，冯表示同意。冯还致函陈独秀要求“对于政治意见，时局主张时常不断来信，指导我们的工作。”冯玉祥在苏联只停留了3个月，由于他积极追求革命真理，由于苏联革命成就对他的影响，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使他有较大的进步。这是他回国组织国民军联军的思想基础，也是国民军正式加入革命行列的一个重要条件。 冯玉祥回国时，正值国民军在南口战败之后，西撤的部队军心涣散，纪律废弛，“简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陕西方面，西安被围已5月，亟待解救。冯玉祥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没有丧失信心。 9月16日，冯玉祥一行到达绥远五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内盟），随即发表回国宣言。他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说明他过去对革命没有明确的认识，没有办法，而现在是有了办法了。他宣告：“我现在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立在民众的意义上面，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深相结合。”这个宣言表现了革命的精神，受到了人民的欢迎。 9月17日，冯玉祥召集在五原诸将领举行会议，会上议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并由于右任、孙岳、鹿钟麟、方振武、弓富魁、史可轩等各军将领一致推举冯玉祥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随即举行誓师大会。会上冯玉祥宣布成立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并就任联军总司令职。同时还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他代表全军宣誓，要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授予旗帜。大会发出通电呈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并通告全国同胞。大会之后，冯玉祥和于右任率誓师队伍举行了游行。 五原誓师是国民军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国民军正式加入革命行列的标志，也是国民军在南口战役后重新崛起的起点。五原誓师壮大了革命统一战线，发展了革命势力，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既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也促进了敌人阵营的动摇和分化。正当北伐胜利进军之际，在敌人侧翼出现了这支革命军队不仅在战略上牵制了敌人，而且能直接给敌人以打击。 因此，当时中共中央欢迎国民军的再起，认为这支部队在北方的存在，在现时可以牵制奉军的南下，使北代军能保持已得的胜利，在未来的对奉战争中，也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国民军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将占着极重要的地位。”中共中央对国民军寄予厚望，希望它“善于保持其有纪律、不扰民之荣誉”；“各军都要统一在冯总司令统率之下，不可单独行动，致分裂革命势力”；要“成为保护农民之军队，由国民军兵士的群众中叫出‘军人和农民合作’的口号”；“暂时不必急于向外发展，首在要整理内部，充实其战斗力，注意军中下层的政治训练，使每个将领每个兵士都晓得为什么而战；“尊重蒙、回少数民族的利益，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10月间，中共中央作出了《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这个决议肯定了9月间蔡和森提出的在国民军中工作的三原则。即：1.“应注意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层组织”。2.“党（指国民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指国民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3.“不要限制冯职权”。《决议》对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作了一些规定，主要是：“军中的政治宣传，宜注重中国近代外交痛史，军阀官僚的政治之腐败，工人农民之痛苦，苏联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壮史，军人和工农群众之关系等等”；“国民军此时重在与甘肃绥远的民众合作，以巩固甘绥的政权，以从容恢复其战斗力及施行普遍的下层政治教育，不可怂恿其急于向外发展”；“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个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使他们乐意帮助冯军”；“对陕甘绥的农民运动，“要看做与军事工作同等重要”。这些从国民军和陕甘绥地区实际状况出发提出的要求，无疑是正确的。 《决议》还对在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人的工作态度及与冯玉祥和其部下的关系作了一些规定，主要是：“在兵士及下级军官中，要宣传尊重冯玉祥，使他们都服从冯”；“不可强迫冯采用他还不真能了解的左倾政策”；“我们在冯军中工作，态度上宜十分小心，务使他们（冯也在内）敬爱，不可使他们畏惧，尤不可占面子使他们忌妒”；“在冯军中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军官须服从冯的命令，执行冯的政策，万不可宣传或表示和冯有不同的政见。冯的政策如何，只能由国际、国民党和我们党的中央影响他，不可用冯军中工作的同志去纠正他”；“我们勿怕冯玉祥利用农民群众，他如愿做农民领袖，我们更应该促其成”。这些规定只要求帮助冯玉祥巩固和取得在国民军和群众中的领导地位，而没有提出党应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可见当时中共中央对冯玉祥和国民军的政策有右的倾向，只限于帮助他们，而没有去争取领导权，以彻底改造这支部队。冯玉祥和国民军虽然正式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造。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协助下，进行了几项重要的工作。首先是组成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以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石敬亭为政治总部部长，刘伯坚为副部长，薛笃弼为则政委员会委员长，其他各部处也都任命了负责人。接着，9月27日，在五原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全军代表大会，成立了国民党国民军联军最高特别党部。 领导机关建立后，即着手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总司令部政治总部设组织、宣传、总务三大处。其下各军设立政治处，每师设有宣传员20人。当时政治工作干部很缺乏，中共中央应冯玉祥的请求派去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国民军联军作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还帮助制定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大纲》规定：国民军政治工作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士兵都能彻底了解政治的意义、战争的目的”，“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大纲》要求政治工作人员“是军队中的勤勇者，应和士兵同幸福同艰苦”，“应知道兵士的心理，不要有官僚的习气”，在生活上“要作革命的模范”。《大纲》规定了政治工作部门与国民党和军事系统的关系，各级政治工作人员的职责以及战前、战中、战后的政治工作内容和方法。政治工作的开展在部队整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整顿改编部队是当时一项重要任务。自南口败退，部队东零西散。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将零散的部队归并或补充起来，并着手收集失散的部队。他重新任命各军军长：一军张之江，二军邓宝珊，三军徐永昌，五军方振武，六军弓富魁。在收集部队的同时，针对军纪废弛的状况，着重整顿军纪，使军纪迅速恢复起来。 国民军联军成立后，采取何种战略方针，是全军上下所关心的问题。这时军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由五原回师南口，进攻北京；另一种是进攻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对于这个重要问题，早在9月20日中共中央就指出：“国民军现时地盘，只剩得甘肃及绥远一角，非取陕西不能生存，得陕西后，可望东出潼关，沿陇海路直下河南，与北伐军联成一气，退亦可自保，以准备将来与南方北伐军夹击奉军。”正当国民军议论未定之时，李大钊给冯玉祥送来密件，建议国军民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与北伐军会师北伐。冯玉祥及其将领看到按此计划既可解西安之围，又可与北伐军会师中原，于是“乃决定采用李先生的计划”。而实行这个计划还需要采取巩固甘肃这个后方基地和争取阎锡山合作或保持中立的措施。国民军联军于是确立了“固廿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 这个战略方针确定后，冯玉祥即作了进军陕西，解西安之围的部署。西安国民军自4月中旬即遭到刘镇华部的进攻。5月15日，刘军实现了对西安的四面包围。守城军在与外界联系完全断绝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李虎臣、杨虎城率领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领甘肃方面国民军进军陕西；任命方振武为援陕副总指挥，率领五原方面国民军南下援陕；任命郑金声为东路总指挥，率石友三等部留驻包头，防备奉军袭击。 1926年10月上旬，孙良诚部到达兴平。刘镇华为缩短战线，撤去围困三原的军队。10月20日，由榆林南下的于右任、史可轩部进占三原。此时孙良诚部已进至咸阳外围，与刘镇华军成于猴儿寨与三桥之间，因兵力少，与敌相持没有进展。冯玉祥在五原得到孙求援报告后，即令方振武、马鸿逵等部火速增援。11月上旬，方、马与孙良诚会师后，立即发动进攻，大败刘军于猴儿寨，11月23日占领咸阳。随后国民军联军分兵三路进攻西安：中路孙良诚部由咸阳进攻；左路方振武部向泾阳东南推进，攻西安城北之敌；右路马鸿逵部向户县东北推进，攻西安城南之敌。刘镇华集中兵力向中路冲击，孙良诚部处境危急。此时刘汝明、孙连仲两部援军相继开到前线。援陕国民军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打迂回战，袭击敌之后路，即由刘长明从左翼绕到西安之东，攻击敌后方十里铺；由孙连仲从右翼向兰田方面迂回攻击。11月26日拂晓全线开始总攻击，同时城内守军也配合作战。经一昼夜激战，27日被围8月之久的西安解围。刘镇华部向潼关等地溃退，国民军乘胜追击，12月2日占领潼关。 国民军联军长途跋涉，驰援陕西，以较少兵力击败刘镇华8万之众，解西安之围，战绩惊人。这主要是因为：1.五原誓师后，全军有了统一的坚强的领导；部队经过整顿，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恢复了纪律，加强了战斗力。2.甘肃基本平定后，国民军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从这个后方不仅派出了主力部队，还提供了军费和军需物资。3.中共陕西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农民群众的协助。援陕部队入陕前后，魏野畴等曾拟定《解围运动草案》，并分发给关中地区中共党团组织，要求统一认识，积极支援入陕国民军的战斗，特别是在刘镇华军败退时，必须带领群众严加截击。由于党组织进行了动员和准备工作，各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积极帮助国民军筹募军粮和物资，并担任运输物资和护送伤兵的工作。当刘镇华军东逃时，临潼、渭南等地农民奋起截击，给逃敌以有力的打击。 西安解围对于国民军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全国形势也有较大影响。首先，西安解围扩大和巩固了国民军的根据地。陕西关中平原物产丰富，有了这块根据地，对于国民军整训部队，恢复力量，准备出师北伐是很有利的。其次，西安解围使西北形势改观，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国民军据有陕西，与甘肃和绥远的一部分连成一片，与南方北伐军遥相呼应。这个新形势对奉系军阀是个新的威胁。正如当时中共中央所指出的：“最令奉军恐怖的还是冯玉祥在西北之再起，随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这个新形势对阎锡山也是个直接威胁，使得他不得不对国民军进一步采取亲善的态度，而对奉系则采取虚与委蛇的态度。这个新形势对吴佩孚更是严重的威胁，使吴军内部矛盾激化，吴撤了主张和冯反奉的靳云鹗讨贼联军副总司令职，改派寇英杰继任，靳军与寇军打起来，豫南陷入一片混乱状态。靳部任应歧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职。靳云鹗、魏益三也在暗中投向国民革命军，吴军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 由此可见，国民军联军在陕西的胜利有利于北伐军集中兵力东进，对北伐军取得江西、福建、浙江等战场的胜利起了战略配合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