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记载说明，“杯酒释兵权”的故事，首次出现于仁宗时期，但情节较为简略;直到神宗时期的《涑水纪闻》，故事才变得有声有色起来。

与司马光大体同时的王巩在《闻见近录》中也有一段类似的记载：“太祖即位，方镇多偃蹇，所谓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诸方镇，授以弓剑，人驰一骑，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内，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方镇伏地战栗。上再三谕之，伏地不敢对。上曰：‘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今后无复偃蹇。’方镇再拜呼万岁。”

这段故事很有趣味，草莽气十足，很有点像“马上得天下”的赵匡胤的做派。由于司马光名气太大，使这段西方决斗式的林中对决反而湮没无闻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学者对史料仔细考证后，对“杯酒释兵权”这一生动的历史故事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首先，《谈录》只讲罢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并无设宴请客这一情节。而《笔录》记载罢去兵权的夙将，除了石守信、王审琦外，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并增添了太祖设宴与夙将“道旧相乐”的情节。

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基本上都出于此。《涑水纪闻》则称石守信、王审琦等皆被罢军权，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看来，该故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的递增过程。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却愈加生动详细，显然，是编写人为了把故事写得生动有趣，不断添加、润色的结果。

其次，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但说法却不一致。据《谈录》，罢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决定的;据《笔录》，则是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太祖“不得已”才同意的;而到了《涑水纪闻》，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

第三，上述三种史料，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说“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到底他们“释兵权”之后干什么去了，没有可以取信于人的一致的说法。

第四，“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不见片语。元末，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等编成的《宋史·太祖记》，对此事也不着点墨，如果真有这件值得当时称颂的大事，《实录》、《国史》是不会不书的。

第五，“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北宋哪一年，以上三本书均没有记载，而比司马光还晚一百多年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说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

仔细阅读《宋史》可以发现一个很大的漏洞，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二)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期间，当时朝廷上下不准作乐，更不准宴饮。

赵匡胤不可能违反这种礼仪，而且“杯酒释兵权”故事说赵普正担任宰相，而建隆二年时，赵普的职位仅为枢密副使，三品，还不足以同赵匡胤密谋大事。他第一次拜相是在乾德二年(964)，这已是“杯酒释兵权”之后三年了。

所以，许多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这件事虽然听起来很有趣味，但经不起推敲，应该是子虚乌有的。另一些学者认为，“杯酒释兵权”对宋代的政治、军事历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不可能是杜撰出来的。

“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发展过程，也许可以成立，但说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其实，我们可以忽略“杯酒”的细节，而关注“释兵权”的本质。

总之，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一系列措施，有效地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其成效是不言而喻的。

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北宋一代，武人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唯一值得称道的狄青也遭猜忌而死。其后，在面对女真族猝然南侵的凌厉攻势时，北宋王朝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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